这是三件事。如果你认为作者对它们的态度,一律是褒扬,只能说你太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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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杀嫂,其实和男权主义,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不错,武松的确劝过潘金莲“篱牢犬不入”。但是到他出差归来,他只关注兄长被杀这一件事了。如果武大郎不是被潘金莲害死的,那么潘金莲出轨也好、不出轨也罢,武松都不会追究——小叔子还能阻止嫂嫂再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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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是潘金莲害死了武大郎。不,不是害死,而是直接杀死。她是罪行昭著的凶手。武松杀嫂,是替兄报仇,维护正义。当司法不再公正、县官不肯追究凶手的时候,武松用自己的方法来维护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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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正义,虽然手段过激,但也是值得褒扬的。
宋江杀妻,是很不准确的说法。阎婆惜并不是宋江的妻子,连小妾也算不上,只能说是情人,或者是被包养的娼妇。倒是戏曲里“杀惜”这个名词,更能概括这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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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婆惜与张三相好,当然是违背“职业道德”的——你住着宋江租的房子,穿着宋江买的衣服,戴着宋江置办的首饰,吃着宋江提供的饮食,却和另一个男子关系暧昧,在任何时代都是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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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宋江对这件事的看法是:“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甚么?”有点“你既无心我便休”的意味,并不想维持“男权”。当然宋江不去,也就不会提供金钱;而不提供金钱,从前的“包养”关系也就断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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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阎婆惜发现了宋江与梁山“贼寇”来往的书信,以此要挟,提出宋江无法达到的条件:要一百两金子,而且马上就要,连“限我三日”都不肯答应。如果做不到,她就要去报官。
宋江并没有收下梁山寄来的一百两金子,所以事实上没办法满足阎婆惜的敲诈要求。难道任由阎婆惜去报官,把自己捉起来?他当然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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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杀惜,是不堪敲诈,愤而杀人。这其实是人在紧迫时的自然反应,和林冲在山神庙外杀死陆虞侯、武松在飞云浦杀死解差一样,是大快人心的,却与正义或者男权没有关系,更谈不到褒扬不褒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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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雄杀妻,多少有点身不由己。本来夫妻感情并不太好,妻子出轨,他也并没有受到感情上的巨大伤害,只不过面子上多少有点过不去。
杨雄有公职在身。既不是生死仇恨,也没有被敲诈胁迫,他完全可以用比较缓和的态度来解决这件事。对潘巧云加强防备、迫使她断绝与海和尚的来往,或者干脆一纸休书,夫妻分离,“一别两宽,各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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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杨雄也的确是这样想的。仅仅是为了照顾面子,他不肯主动提出,而是用“似此怎生罢休得?”来征求石秀的意见。夫妻之事,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当然是希望别人“劝合不劝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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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石秀不肯通融。也许是因为潘巧云曾诬陷他调戏自己,他记恨在心;也许像民国施蛰存分析的那样,他暗恋潘巧云,“得不到你,也不能让别人得到你”;也许根本就是不满足于蓟州城里杀猪卖肉的生活,想制造一起人命案,胁迫杨雄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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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石秀一再以“教你做个好男子”、“要哥哥知道他往来真实的事”、“哥哥含糊不得,须要问嫂嫂一个明白备细缘由”——知道自己戴了绿帽子还不行,石秀非逼着杨雄了解妻子出轨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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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石秀引诱着、劝导着、裹挟着,杨雄想要“一别两宽”也做不到,只能杀死妻子与丫鬟,抛弃公职,走上流亡造反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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