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陈尚君：杜甫、元结、韦应物……唐朝醇儒如何为理想奋斗( 二 ) 儒家|陶渊明

陈尚君认为，杜甫就是醇儒的代表之一。根据陈的考据，杜甫晚年在整理自己的是做时，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加注，题下注：“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作”。这一自注一般不被世人所以重视，但陈尚君认为这一自注非常重要，正是在唐天宝十四载发生了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年十一月九日安史之乱爆发，十一月十五日消息传至长安。也就是说杜甫此诗是写于安史之乱爆发前的一周。
诗中最后一段，杜甫写到“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从京城回家的杜甫在进家门时，听到了家人的嚎啕，闻讯了幼子因饥饿而死的消息。当时正值“秋禾登”的时节，理应不缺粮，但幼子偏偏饿死了。记录了自己的不幸。诗中第二段，杜甫想象了骊山贵族奢侈生活。并最后回到全诗的核心“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感叹荣、枯尽在咫尺，惆怅难抑。不需要交租税、不需要“隶征伐”的杜甫家中还有人饿死，杜甫更感到世人的不幸。因此全诗的最后两句，“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杜甫为社会担忧，陈尚君认为使全诗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陈尚君认为杜甫的这首诗也许成诗过程是从后往前。在第一段，杜甫叙述了写诗的原因。没有办法逃离现实的杜甫，在一个“生逢尧舜君”的恢弘年代，他看到了社会中存在的巨大危机。虽然可以不说，但“沉饮”后的布衣杜甫居然就直白地写下了。这首诗如此激烈，杜甫从自己的不幸出发引申到世人的不幸，最终表达了时代的不幸。传递了他始终“人民至上”的思想。
以古君子立身的元结：宁辞官而不敛财害民
元结是盛唐后期的诗人，陈尚君认为元结早年作品，以《补乐歌》与《系乐府》为代表。《补乐歌》十首十九章，设拟上古贤君之为政之方而歌颂之。《系乐府》十二首，在感慨风教与君子修养之同时，对民间疾苦有很强烈之控诉。如《贫妇词》之写贫苦夫妻之绝望，《去乡悲》写离乡者之去留无奈，《农臣怨》诉草木之患，昆虫之苦，尚祈官府体察，《贱士吟》则表明在“谄竞实多路，苟邪皆共求”的恶劣环境中，他以古君子立身的坚定选择。“正方终莫可，江海有沧洲！”即便行正道不为世容，至少还有归隐江湖可以选择。
在现场讲座中，陈尚君讲述了元结的获授道州刺史时的轶事。元结幼时曾随做道州县令的父亲到过道州，受封刺史后，再次来到道州的元结却看到“城池井邑，但生荒草；登高极望，不见人烟”，十分荒凉。刚刚遭受过西原贼屠陷的当州，“十不存一，资产皆无，人心嗷嗷，未有安者。”但是当州准敕及租庸等使，却要元结征税共计一十三万六千三百八十八贯八百文。元结到任才五十日，却已经接到二百余封使者催缴赋税的符牒，告之元结“失其限者，罪至贬削”。元结即作《舂陵行》表明自己不以自身之祸福为根据，选择照顾孱弱百姓，“正直当不亏”。又作《贼退示官吏》一篇，以示官吏：“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海边。”宁可辞去官职也不对百姓作非法的聚敛。
儒家生活的理想状态之韦应物：文化昌盛而愉悦

文章插图
后人常将韦应物与陶渊明比较，但陈尚君却认为两者是不同，陶渊明（图右）虽采菊东篱下，但心中仍然有许多不平之初。而韦应物（图左）内心平和，无欲无求
后来人常将韦应物与陶渊明比较。但陈尚君却认为两者有很大不同，陶渊明虽采菊东篱下，但心中仍然有许多不平之处。而韦应物内心平和，无欲无求。他所达到的境界，是儒家生活的一种理想状态，是治国平天下后的悠然生活。
韦应物出身世家，年少时就是个纨绔子弟。他在《逢杨开府》中也曾写道自己年少时的荒唐事。“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但后来，韦应物却成长为心态平和、守道醇正的官员。
在《寄李儋元锡》中，韦应物写道“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诗本身较为平淡，但却表达韦应物虽想回归家乡，但想到自己治下还有流亡百姓，没有让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就有亏对俸禄之愧疚。
陈尚君认为，韦应物的诗往往可以一窥其作为官员儒者潇洒、自如、轻快的生活。在《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中，韦应物写道“自惭居处崇，未覩斯民康。理会是非遣，性达形迹忘。”作为官员自己身居高位，但是百姓还没能过上小康的生活。将自己得失置身事外的平和。这首诗在唐时期受到广泛应合，陈尚君认为这是因为这首诗里没有任何怨气、阿谀，却让人感到人生愉悦。感受到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刺史与民同乐，达到人生很高的境界。白居易晚年任苏州刺史，写记刻石，写到当时不敢拜见韦应物，“以幼贱不得与游宴，尤觉其才调高而郡守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