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为何赵匡胤不直接发动宫廷政变，却采用陈桥兵变的方式( 二 )

“此人在，朕不得著此黄袍。 ”
由此，也就不难推知赵匡胤为什么要与范质联手废除世宗遗命。
至于范质，可以相信，其废除世宗遗命的动机应该与赵匡胤有所不同，但若说没有掺杂任何个人动机也是不大可信的。作为当时三位宰相中唯一的一名“顾命大臣” ，范质自然深晓自己目前的地位和王著出任宰相后自己的地位将会有何种变化。这种考虑，很容易驱使他与赵匡胤站到一起，使这位平日尚能“以廉介自持”的人在关键时刻扮演了一个不甚光彩的角色。
废除周世宗关于以王著为宰相的遗命，对赵匡胤来说，其意义又远不止于排除了一个有可能成为自己迈向皇位的障碍；更重要的是，以此为机缘，他取得了以范质为首的执政文臣的认同、关照、支持，而在一定的情况下，这种认同和关照等又会变成对赵匡胤篡国阴谋的庇护。而且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郑起……显德末为殿中侍御史，见上（指赵匡胤）握禁兵，有人望，乃贻书范质，极言其事，质不听。 ”
郑起的“先见”之所以不能为范质所用，范质之所以对郑起的“极言其事”置若罔闻，决不是偶然的疏忽，更不会是“历数”的问题，而只能从范质对赵匡胤的庇护上寻找原因。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周世宗去世后的半年中，禁军高级将领的任命、安排，亦发生了对赵匡胤绝对有利的变化。周世宗临终前，担心七岁的幼子柴宗训（周恭帝）为禁军所推翻，所以本着“互为制衡”的方针，对禁军高级将领进行了一次调整，使包括赵匡胤在内的任何一位禁军统帅都不可能在禁军中形成绝对优势。但在世宗去世后半年的时间里，禁军的领导权就又有了新的变动：
原来空缺的殿前副点检一职由慕容延钊出任，而慕容是赵匡胤素所“兄事”的故交；原来空缺或未详由何人担任的殿前都虞侯则由王审琦出任。王是赵匡胤的“布衣故交” ，又是以赵匡胤为首的“义社十兄弟”之一，他与石守信一样，均属赵势力圈子中的核心成员。这样，整个殿前司系统的所有高级将领全由赵匡胤一派的人担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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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来的侍卫司系统中，李重进、韩通是赵匡胤的政敌，袁彦与赵匡胤则素无往来，且有嫌隙，只有韩令坤一人与赵匡胤有兄弟之谊。但现在经过调整，韩令坤升任空缺的都虞侯一职，空出的职务则由高怀德接任；袁彦的职务则由张令铎取代。而高、张二人与赵匡胤的关系均极为密切，且一年后均与胤结为姻亲。这样，在侍卫司系统中的所有五个高级职务中，赵匡胤的亲朋好友则占了三位。而且，由于李重进一直领兵驻在淮南，实际上京城中只剩下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通一人，不属赵匡胤一派。
殿前司与侍卫司是后周禁军中平行的两大系统，但因殿前诸军是周世宗亲手创立的，战斗力较侍卫司要强，故其实际地位亦高于侍卫司。赵匡胤是从殿前司发迹起家的，其根基亦全在殿前司系统中，但在世宗去世后的半年中，他显然也控制了侍卫司系统。
周世宗去世后即位的周恭帝不过是一个七岁的孩子，故后周的一应军国大事自然只能由大臣代理。范质作为宰相和顾命大臣，其地位和作用至为重要。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禁军高级将领的安排上，为何会发生对赵匡胤如此绝对有利的变化了。自然，赵匡胤本人作为当时驻京禁军的最高首长，对禁军将领的任命亦会有相当的发言权。
事实上，上述局面的出现，应当说是范赵二人合作的结果。这样，以范赵二人合谋废除世宗遗命为契机，赵匡胤取得了以范质为首的后周中枢机构的支持，其势力急剧膨胀，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和操纵了后周所有主要军政部门。
总而言之，周世宗遗命的废除，正为后来赵匡胤篡周排除了王著这一大的障碍。范质虽无篡周之心，但为了维持自己在后周中枢机构中的绝对地位，则不得不在废除遗命，即“慎勿泄此”这一点上有求于甚至受制于赵匡胤。以此为契机，赵匡胤就取得了以范质为首的后周中枢机构的认同、支持、庇护。故陈桥兵变以前所有有关警惕赵匡胤篡周的意见均被蛮横压制，而同时赵匡胤却迅速地通过中枢机构的任命，排除了在京禁军中的政敌控制了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