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纪录片中的底层拟像与缄默伦理( 三 ) 在这个意义之上

我们无法重复50多年前让·鲁什在《夏日纪事》中所做的经典尝试——将被拍摄对象重新聚集，并让被摄对象在摄取的素材中观看媒介中的自己——于是，我们无法求证《生活万岁》中被完成的主人公的“愿望”是否如他们所盼。
但是，我们或许可以谨慎猜测的是：由于非长时段的跟踪拍摄、导演组根据拍摄对象的内心意志所进行的部分设计、时长限制所导致的每位人物的片段化呈现和重新组合，以及其中所暗含的不被自我所察觉的中产视角，这种自上而下的书写方式获取的也许只是底层的某种拟像，而作为接受者的我们经由媒介所获取的，则只是摹本的摹本，拟像的拟像。
这是去除价值判断的猜测和假设，而在这种猜测和假设背后，同时还隐藏着与之紧密关联的被故事逻辑和情绪逻辑所遮蔽的伦理问题。比尔·尼可尔斯在谈及“为什么道德问题对于纪录片的制作很重要”中曾言：“假如这些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摄影机的注视以及纪录片制作者的存在，那么这些变化之所以受到鼓励（即使不是故意的），就是因为它们给片子增添了戏剧张力吗？”携带着比尔·尼可尔斯的疑问，回到《生活万岁》的文本中，我们发现：当15位被摄对象分别对应着由不同的前期导演所组成的不同摄制组，那么这部影像作品的背后即存在着千差万别的伦理关系。
这种伦理关系的混杂取决于不同的前期导演在知识结构、自我审查上的差异以及对拍摄现场中存在的由摄影机所导致的权力不平等的认知差异，也取决于不同的被摄对象基于千差万别的生存心态对摄制组人员的具体行为所作出的不同反馈方式。这二者的博弈构成了摄制组与被摄对象之间高度复杂的伦理关系，而这种伦理关系在影像文本中多数时刻是缄默的，在被巧妙结构的影像文本中，我们或许永远无从得知，被摄对象是否被现场的何种因素激发了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道德意识，甚至于被压抑的表演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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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能是一次充满怀疑的猜测和假设。我们似乎永远无法得出准确的答案，我们只能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如果纪录片中的伦理问题始终保持缄默，那么我们也许永远无法自证，在纪录片的拍摄现场，我们得到的不是被摄者的某种拟像？如果我们得到的仅仅是被摄者的拟像，那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和看待经过某种固定的视角过滤和筛选后生成的拟像的拟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将在市场狂潮下为权力和资本预留了巨大的缝隙，但始终在文本中缄默不言的伦理问题移至聚光灯下。波兰电影大师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一位曾尝试在纪录片中直面现实，书写真理的导演，却在纪录片的创作中痛苦地发现“摄影机越和它的人类目标接近，这一目标就似乎越易在摄影机面前消失” ，并由此最终转向故事片的创作。这其中暗含的问题深重却疏于直面。
当我们默认：纪录影像之于中国正在不断创造和亲历某种多元的可能性，某种使纪录片的光谱——一端为极致化的视听语言创造，一端为酝酿着强大的内在力量的社会行动——更为连续和完整的可能性时，我们却必须意识到，纪录片的伦理问题是一个症结，它的直面与否影响着纪录片自身的生命力是否能够延续，纪录片所应有的社会力量是否会受到反诘，甚至，纪录片是否还能成为一种可能，一种透视社会，介入社会，改变社会的可能。
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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