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纪录片中的底层拟像与缄默伦理( 二 ) 在这个意义之上

然而，一切建构的背后均藏匿着不确定的要素。当我们走出由偌大的黑暗所包裹的封闭空间时，情感开始退去，幻觉开始消散，我们开始渐渐意识到“对‘蚂蚁’的礼赞”所存在的主语缺失：发起这一礼赞行为的主体究竟是谁？存在于何处？隶属于何种社会阶层？出发于何种观看视点？当上述疑问逐渐取代了被影像文本激荡而起的个人情绪时， “我们”再度走向失落和无名——“我们”究竟是谁？

文章图片
“我不觉得这部片子是拍给片子里的主人公看的，而是拍给比他们生活状态好的人，那些还能有钱、有心情到电影院去看电影的人。 ”导演如是说。
“我们”究竟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开始初显端倪。在导演的上述表述中， “我们”与“他们”之间存在清晰的界限划分，当“我们”怀揣着对底层的稍显可疑的关照意图踏入影院时， “我们”即通过与“他们”的比对而完成了一次自我指认：“我们”是居于底层之上者，而这种底层之上，在多数时刻指称着广义层面上的中产。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一条视频”在宣传《生活万岁》时的标题所言：为什么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活得比中产还幸福？
“中产”这个被隐藏的观看主体——“我们”——开始显露踪迹。这是一场中产阶层发起的对于社会底层的观看，中产阶层在对底层的观看中重新映照自我，重新体察生活，重新“知道自己有多幸运” ，重新在导演的反思性阐述“我觉得他们比我们很多人都幸福……我们比他们更悲哀”中“进窄门，走远路，见微光” 。
底层似乎不再于大众媒介中缺席，且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贡献着自身的群体性价值和力量。当一批批“我们”走进影院、面对银幕之时， “我们”即在“他们”的出场中回收了自我的命名和遗失的生活。社会阶层间的历史对立此时被巧妙地融合与化解，并转化为逻辑自洽的证明体系，反证着“我们”的生活同样充满希冀和光亮，只是我们在不知觉中蒙上了自己的双眼。
然而，一系列可疑之处连同“中产”视点的显露开始一并产生：如果《生活万岁》源始于中产对底层的建构，那建构的背后我们能否回避一种追问：在这场主、客位清晰划分的建构行为中，我们如何确证我们曾经“看见”底层？当这种追问被进一步放大时，《生活万岁》的创作者与接受者需要同时回答：如果底层确曾在媒介中出场，我们如何确证手持摄影机所导致的权力不平等未曾再次造成底层的失语？当影像的叙事逻辑被在中产视角下任意调度和结构，我们如何保证对底层的叙事完全剔除了中产的自我投射？当我们尝试反转视角，那么居于底层的“他们”应如何在中产阶层发出的“我们比他们更悲哀”中指认自我、辨识生活？而这是否对于“他们”意味着，阶层的向上流动不再是一个社会活力的基本保障，而只是意味着某种此时不被理解的更大的悲哀？

文章图片
我们尝试着提出一种假设：在《生活万岁》94分钟流淌的14组底层的故事片段里，我们曾眼见为实的，或许只是底层的拟像，又或许只是我们自己。当街头卖唱的盲人伴侣借助不知名的外力走进琴行时，当失恋的夜场舞女视摄影机于无物般地不断重复“姐没服过谁……我不信天，我只信我自己”时，当蹬人力三轮的拉萨老人与三两好友在酒桌前进行夹杂着哲理意味的对话时……导演与手中的摄影机消失了，剪辑师与手中的切割刀隐逸了，那呈现于我们眼前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
“（影片）不是长时间跟踪拍摄得到的结果， ‘设计’……可以说是一种愿望的促成。不是让主人公去做违背他们意志的事，而是通过导演组和拍摄对象交流，我们获得了拍摄对象心中的某些愿望，这个愿望是他们一直想达成的，拍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说能不能去实现这个愿望。 ”导演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