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我在金老门下读书的日子( 二 ) 金景芳先生在书房中给博士生上课

金老性格急。我跟金老在一起的时候就更加小心，凡是他交代的科研任务，力争做到早请示晚汇报，赶早不赶晚。但师生间的磨合毕竟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入学后，除了《〈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的书稿外，金老晚年的单篇文章多是他口述、我记录的。记得第一篇文章是《我和先秦史》，是中华书局约的稿。文章很长，也是每次口述一小时左右，然后我回家整理。不是连续记录，而是约时间隔几天记录一次。有一次，按照惯例，我先复读一遍上次的记录内容，等金老首肯之后，再记录新的内容。谁知刚读了没几句时，金老说：“这是我写的稿子，你无权改动。 ”原来我有一句话写的不是他的原话。当时我的心里丝毫没有对老师的埋怨，只是惊讶于他能记得那么清楚！
吃一堑，长一智。有了《我和先秦史》的教训，再记录时，我一旦听不清，就直接说：“金老，您慢点，我记不下来。 ”金老就会停下来等我，一点也不生气。他征引的文献有陌生字，我说：“那个字我不知道咋写。 ”他就会到书架上取出所征引的文献，准确地翻到具体页码，指出该字在某行，让我查看。这个时候，他显得极有耐心。我这才明白，在他面前，千万别不懂装懂，实事求是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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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景芳先生手稿
金老生活极有规律。每天早晨五点准时吃早饭。晚饭也极有规律，晚上七点钟之前肯定吃完了，因为他要看新闻联播，看完后就睡觉。
金老生前最后的一篇文章是应上海《学术月刊》约稿写的，题目是《论〈中庸〉的“中”与“和”及〈大学〉的“格物”与“致知”》。当时还是在他家，他口述，我记录。他口述文章向来不允许我改一个字，但那天上午像有预兆似的，一句话能重复三四遍，而且每次都不相同。我听得都有点急了，就问：“金老，您说的哪句话算呢？”这必须得问清楚，免得最后复读时不合原意。谁知道金老竟然说：“你斟酌着办吧，你觉着怎样合适就怎样写。 ”我听了非常诧异，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中午定稿之后，下午我去邮局把打印好的稿子寄出。返回后才知道，老师在家中不慎摔倒，已经送往医院。金老住院近一年，最终病逝于医院。现在想想，那天口述文章时，老师思维大概就有点不清晰了。
对于金老的学术思想，不了解的人难免有一些误解，包括当初的我。
比如说，《周易》研究中的“象数”与“义理”问题。 “象数”就是利用《周易》卜筮算卦， “义理”就是研究《周易》中的哲学思想。金老研究《周易》以探求其中“义理”为要务，反对利用《周易》占卜打卦，搞封建迷信。以至于不少人认为金老轻视“象数” 。其实他的思想是有变化的。金老晚年曾经说过：“就《易》而言，义理、象数不可或缺，空讲义理，就像没底的坛子，盛不住酒。孔子也不忽略象数。象数是我们的弱项，一定要补上，不过，不搞占卜的底线万万不可破！”他的助手吕绍纲及几位弟子，如陈恩林、廖名春、康学伟等，在《周易》研究方面皆义理与象数相结合，取得了不俗的进展。尤其是陈恩林先生，最新发表的《周易》乾、坤两卦的汇解，实为金派易学一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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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景芳先生讲授《周易》的课堂场景
再比如说，关于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使用问题。有人以为，他对考古资料不重视，乃至于有偏见。其实未必，只不过金老的研究多以古文献为主要材料罢了，这与先生个人经历、研究对象及治学方法有很大关系。实际上，他所指导的硕士及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中，很多都使用了出土文献，也都得到了他的肯定。他本人写的《关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的名称问题》的文章，就是一篇利用出土文物研究古代丧葬制度的经典之作，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可见他对考古资料还是很关注的。我们入学时，金老指定的书目中，张亚初、刘雨合著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是先秦史博士生的必读书目。也就是说，金老本人研究利用的出土文献虽然不多，但是他所指导的学生们却广泛地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运用了出土文献史料，这也是对老师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