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翟东升：这4个陷阱，至少毁了10个华为( 三 ) 思科

一位七八十岁的老教授，他可以凭借经验在某个技术领域退而不休地进行研发，但如果让他在科学思想、在基本的理论上实现重大突破，逻辑上讲是不可能的。
中国科研界过于倚重老同志，重大项目如果都是老年人牵头，很难有重大突破。伟大的突破还是要指望中青年研究人员。
其次，中国年轻人的不喜欢公开辩论不敢挑战权威，对于创新也是不利的。
我教过世界各地的学生，中国学生的学业其实是很好的，但是课堂讨论极少听到他们的观点，发言机会都被其它国家的年轻人抢走了。
我们要想有创新，就必须有意识鼓励年轻人站出来发表独立见解。
我自己在学院里主持关于具体工作的讨论会时，往往让年轻人先说，而不是资深教授先说。如果是资深教授先发言，先定调，等后面的年轻人再发言时，他就不太好去否定前辈的观点了。
年轻人的观点或许听起来不太靠谱，但很有可能是来自一线实践而有创新、有创意的观点，而在所谓的权威压力下，他们的很多新想法就还没等提出就先被抹杀了。
4. 中国的教育考试体系，追求的是全方面的平衡，而非单项能力的突出。
我们每个人从小就被要求不能偏科，因为只有各门功课都好，考出来的总分才会足够高，才有可能被重点大学录取，但这造成的结果就是，能接受到最好教育的那批人，往往是一些各方面都不错但各方面都不杰出的人。
尤其是这十几年各级考试难度降低，导致高智商的孩子冒不出来，被选拔上来读名校的是那些智商尚可但比较刻苦也比较细心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中间，天才占比显然低于此前。
而社会中其实有非常多的偏科天才，只是由于天生能力结构或者智商结构分布不平衡，就被我们的教育和考试体系无情地淘汰掉了，最后可能只读了一个专科或者三本，这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我也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适当改革我们的考试和人才选拔体系，如果你要培养一批物理学家，为什么非得让他诗词歌赋、外语语法样样精通呢？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性。
04、我对自主创新持乐观态度
当然，国家也已经愈发重视上述的问题了，像我们最近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提升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
可就像之前的争论一样，当我们的新型举国体制提出后，便有人说中国虽然取得了一些技术进步，但主要还是模仿，或者是以别人的技术为基础做了一些局部突破，算不上真正的创新。
但我想说的是，真正要预判未来的趋势，首先要理解创新背后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到底什么东西会带动创新，而当你理解了创新背后的真正原理，便会发现，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来焕发出中华民族创新的全新生命力。
从历史上来看，伟大的创新极少是由穷国来实施的，它与一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是紧密相关的，为什么中国以前的创新比较少，简单来讲就一个字“穷” ，作为一个穷国，如果你投入巨量的资金来搞研发和创新，其实是违背经济学和市场原理的。
因为你的比较优势就是老老实实地做那些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和低资本密集型的生意，这样你才能赚到钱，而创新很大程度上带有烧钱、赌博的味道，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风险，穷人承担不起这个巨大投入和风险。
我们以收益为例，尽管你单看某一项成功的创新带来的收益可能是挺高的，但问题是如果把那些大量失败的尝试、打水漂的投资算在里面，你会发现整体的资本收益率并不是特别高。
所以对于一个穷国而言，当你有得可学、有得可抄、有得可逆向工程模仿的时候，你非得独立地重新发明一个轮子，这个必要性是不大的。
那为什么最近几年我们的创新会蹭蹭往上蹿呢？第一，我们有钱了，我们有那个资本，可以烧得起那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