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八苦|那些拎着尿袋的人”：30张照片，戳破成年人最心酸的一面，“癌症街上( 二 ) 在长沙

老板娘帮她套好袋子，回身感叹：
“这里有贤妻良母，孝子孝女，五好老公！”
阿英便利店，看着平平无奇，但病友们都爱往那跑。
48岁的老板娘刘长英，也是癌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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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她被查出乳腺癌和宫颈癌。
做化疗，疼得死去活来。吐出来的水是绿色，汗珠有指头那么大。
一年后，老公提出离婚。
她整个人像被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领离婚证那天，她记得自己是光着头去的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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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魔拆散了她的婚姻，却带来了意外的友情。
在医院一个人做化疗，中午病友主动给她带饭；
撑不下去的时候，有人默默在她枕头底下放了500块钱……
来自陌生人的温暖，帮她熬过了最绝望的时期。
病情稳定后，她留在嘉桐街，开了这家便利店。
店里东西卖得便宜，只够维持基本生活。但刘长英并不介意。
她开店的目的，就是想把曾经收到的善意传递给更多身在暗处的病友。
她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抗癌经验，
病友们也喜欢坐在她店门口。冬天烤火，夏天乘凉。
考虑到病人需要找点消遣娱乐转移注意力，刘长英又买了张麻将桌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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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阿英便利店已经是“解忧杂货铺”一样的存在。
既售卖油盐酱醋，也提供热腾腾的“希望” 。
年过花甲，龚四妹依然有强烈的求生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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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这么多种疾病会同时光顾她一个人。
糖尿病，心脏病，脑动脉硬化，加上新确诊的宫颈癌中晚期……
家里亲戚都劝龚四妹放弃治疗。
与其人财两空，倒不如把钱拿来纵情享受。
但龚四妹还想努力一把。
她不依不饶地住到嘉桐街，想着就算花了钱到最后没治好，也不会有遗憾。
夜间，她频繁失眠。过不了几个小时就会醒来用手电照照手表看时间。
早晨6点多，天刚泛起鱼肚白，龚四妹就爬起来洗漱，给自己煮面吃。
注射胰岛素控制血糖，已经成为每天的例行公事。
久病成医，她的注射手法颇为娴熟。
【人生八苦|那些拎着尿袋的人”：30张照片，戳破成年人最心酸的一面，“癌症街上】
怕自己记性不好，龚四妹每天都会把当天要做的事记在随身携带的本子上。
谈到康复，她信心十足。
因为年轻时有算命先生给她算过命，说她能活到80岁。
谭依莲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得癌。
她身体一向很好，几乎从没打针吃药过。
和同事在车间通宵打牌，第二天还能接着上班。
刚发现异常的时候，她没放在心上。
三个月后，儿子陪她去医院检查。查出宫颈癌，还是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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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岁的谭依莲有点恍神，她想回去上班，假装一切都未发生。
结果儿子一通骂，当晚就把她送到长沙，准备接受治疗。
住在嘉桐街，最吸引她的自然是棋牌室。
有一回她在麻将桌旁度过了五天，赢了将近一千块钱。
来陪护的姐姐谭元在旁边静静观战。
她不识字，连整条嘉桐街都没走完过，也不敢独自去其他地方吃饭。怕自己丢了。
几天后，谭依莲住进医院病房。
在手术台上，她拜托医生：
“我不怕，你好好治我，把癌细胞刮干净，我三十多岁就没了老公，我不想治，我两个儿子要我治，治病的钱都是借来的，你好好治我，我就不怕。 ”
她的声音微弱如蚊蝇，态度却异常坚定。
可这坚定没有撑过3天。
手术后的伤口疼痛，加上输液用的“高危”药水，她被折磨得整夜合不上眼。
进食也变得异常艰难，稍微喝点汤都会反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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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平躺在床上不断干呕，粘稠的药水从胃里倒灌出来，吐得衣服上到处都是。
手背上插着针管，姐姐帮她脱掉半边衣服，另一半只能挂在手臂上，褪不下来。
有好几次难受到极致，她都不愿治了。
可疼痛略微有缓解，她又忍不住设想出院后的情形。
不想再回广东打工了，大孙子已经6个月大了，小媳妇也已经怀孕3个月……
想着想着，眼泪缓缓流淌下来。她把手背搁在额头上，挡住眼睛。
“治好了以后，就带孙子。 ”
阿英便利店的对面，有间假发店。
老板娘春莲姐，谈到刚被确诊为乳腺癌时的心情，声音哽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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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她觉得老天爷给她判了死刑，没救了。不如破罐破摔。
后来架不住儿子和媳妇百般劝说，勉强答应接受化疗。
到了省肿瘤医院，看到很多情况比她更糟的人都没放弃，春莲姐有种找到组织的感觉。
“不就是癌症吗？我也试试吧。 ”她的斗志被激发起来。
抗癌过程中，她大大小小经历了近十次化疗和两次手术。
一般的病人都茶饭不思，但春莲姐执拗，家人炖的补品全都照喝不误。
凭着这股蛮劲，春莲姐康复得不错。但她不愿再回老家。
村里人对癌症有很大误解，觉得会传染。得过这个病，有些人连话都不敢和你说。
“但这里就不一样了。 ”春莲姐语气又轻快起来。 “一样的病人，说话不会那么计较，也不会瞧不起人。 ”
如今她守着嘉桐街这个假发店，
每当看到愁眉不展的病人进来，她都忍不住开导对方。
有时候还向客人展示自己手术遗留的伤疤，
“你看我，我也是这样的，但不是都挺过来了嘛” 。
嘉桐街上，除了餐馆，最多的就是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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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馆价格都差不多，每晚40到50元，好几年过去也没涨价。
这里像家和医院之间的一个中转站。患者短则几天，长则一两个月后便会离开。
房间空下来，马上又被新的租客填满。
他们通常会选择价格相对便宜，不带厨房的房间，在走廊的临时灶台做饭。
一家旅店的老板把自己的冰箱腾出来，给大家储存药品，为避免药品混淆，每盒药上都写了租客的名字。
隔开肿瘤医院和嘉桐街的水泥墙上留着一道小门。
等到病房有空床位了，病人和家属就提着行李袋和塑料桶穿过它，沙丁鱼般涌进住院大楼的电梯。
夜幕降临，嘉桐街上的铺面和旅馆渐次亮起了灯。
最亮堂的当属那几间“棋牌室” 。
落地玻璃被老板擦得透明锃亮，路人经过，难免会被屋内欢腾的人们吸引。
他们搓着麻将，甩着扑克，大声谈笑，直至深夜。
不知道是不是抱着及时行乐的念头，很多病友金额都打的挺大。
38岁的麻大姐心疼钱，在楼下看其他病友玩牌，但自己从不插手。
麻大姐的儿子18岁，已经在外闯荡4年多，搞装修每月能赚六七千。
工资还不错，但他爱往酒吧跑。一次就不见了三四千，基本存不下钱。
听说妈妈得了癌症，他从安徽赶过来专程陪护。
为了帮妈妈解闷，他在手机里下载了“斗地主”“军棋”之类的小游戏。
麻大姐玩着还挺来劲。
中午麻大姐去走廊做饭，儿子在旁边给她打打下手。
这次过来没能给妈妈金钱援助，他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唯一能弥补的，也只有陪在妈妈身侧，给她尽可能多的精神安慰。
李慈英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
她因为小腹胀痛去医院检查，家里人都骗她说是小肿瘤。
女婿带着她到省肿瘤医院办完治疗手续后，她住进了嘉桐街的一家旅馆。
租客们一块聊天时，有人说：“来这边的一般都是癌症，不是癌症就不会住这了” 。
听到这句话的第二天，李慈英亲自去问医生，确认了自己的病情——宫颈癌中期。
“要知道是癌症就不会来了，反正也70多岁了，该走了” 。
得知真相后，生命的荒凉顷刻间裹住了她。
她有两儿一女，子女们光景都不好。
大儿子被判了刑，小儿子20岁时喝农药死了。
回忆起这些，李慈英哽咽地说：
“感觉儿子还是生少了” 。
晚上，她坐在床上看电视。
悲怆渐渐平复下来，转为无声，平和的笑容。
嘉桐街的另一侧，紧邻湖师大医学院的操场。
天晴的午后，阿黄会自己拎着尿袋，在球场外面观看学生们跳操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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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的她尚未生育，就被查出患有宫颈癌。
子宫摘除以后，有病友旁敲侧击打听她老公态度。
阿黄嬉皮笑脸地直接挑明：“我是切了，他要走我也不拦着。 ”
阿黄喜欢嘉桐街，这里没有嘲笑、没有异样的眼光。
女病人可以神态自若地为光头挑选假发，男病人也可以不顾男子气概，弯腰驼背地佝偻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