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 ， 多伦县教育局局长黄树林做客“快手”问政直播间 。 直播的上半场 ， 黄树林埋头读材料 ， 直播间里网民开始不耐烦 ， 教育局作为最受关注的部门之一 ， 网民沟通的诉求强烈 。 焦躁的情绪开始在直播间蔓延 。

　　“领导你怎么不看屏幕呢?”“这是快手问政还是工作总结?”“我们的问题你都不能回答?”……一连串的诘问开始刷屏 。 意识到网民的互动诉求后 ， 黄树林开始回应网民的提问 ， 直播间里的气氛也逐渐缓和 。

　　基层政府初涉政务直播 ， 内容单一和形式呆板是一个共性问题 。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邱鸿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 政务直播不是一种随意的行为 ， 它必须被视为政府的公共关系或者媒体关系活动 ， 所以直播之前应当要有策划 。 直播效果如何 ， 很大程度上在于策划的活动或者事件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或话题性 。

　　学者们认为 ， 政务直播的生命力取决于是否能建立公信力、是否能解决实际问题 。

　　邱鸿峰认为 ， 信任的建立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 而它的失去却非常容易 。 这种信任来自公众与政府部门长期互动的经验 。

　　“作为直播者 ， 必须清楚直播的内容、主题和直播想要达到的目的 ， 是证明政府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 还是问题虽然一时难以解决但政府有足够的‘诚意’去解决 。 ”邱鸿峰说 。

　　在汪玉凯看来 ， “报喜不报忧”是政府治理普遍存在的现象 ， 这导致百姓对政府信任度不高 。 他认为 ， 政务直播不能变成一个表扬的平台 ， 而是一个公众不断提出问题、政府能够介入解决问题的平台 。

　　然而 ， 地方的政务直播实践 ， 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 挑战无处不在 。

　　刘建军认为 ， 不同的地方政府 ， 它有不同的难处 。 政务直播往往风险极大 ， 形成棘手舆情很难处理 ， 地方如果不稳定因素太多 ， 政务直播会成为累赘 。 在多伦的实践过程中 ， 争议也未曾间断 ， 刘建军坦言 ， 有领导干部仍在用嘲笑的眼光看待多伦的实践 。

　　汪玉凯建议不妨让政务直播先“野蛮生长” ， 等全国形成普遍趋势后 ， 再建立相对规范的指令性的制度 。

　　今年以来 ， 多伦县举办了五期“网红”培训班 ， 培训内容是“快手”“抖音”的运营和短视频制作 ， 目的是提高干部的媒介素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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