淑竹静听|她在艾滋病患儿学校当老师，也无风雨也无晴( 二 ) 刘丽萍是一位艾滋病患者

▲刘丽萍给学生发零食。采访人员冯雨昕摄数学老师贺延庆介绍，许多孩子送来了，得从认识阿拉伯数字教起，更遑论简单的加减乘除。学习习惯也不到位， “乱拿别人的东西，听到上课铃不知道进教室，不愿意写作业。 ”普通学校的一年级语文课，两三个月就能教完拼音，但在红丝带学校，得反复教一年。要让孩子们跟上普通学校的学习节奏，短则一年，长则两三年。学生卢昆来自四川西充县，戴副厚厚的近视眼镜， 15岁的年纪，个头还不到一米四，火柴人一样瘦小。他的父母不知所终，一直由爷爷带着。 2014年，他被老家村民写联名信“驱逐” ，后经好心人联系， 2015年时被送至红丝带学校。刚来学校时，卢昆的认知、语言能力都只有三四岁，讲不出十字以上的句子，经常偷跑出学校。刘丽萍就漫山遍野地找他，吃饭、上课、说话，一点一点来。毕业生王子晨是红丝带学校的第一届学生。他的母亲因艾滋病去世，此前与父亲、奶奶生活在一起。在老家，他与家人的碗筷分开，不在一个锅里夹菜。偶尔回家，他打电话给刘丽萍哭，说自己在家无所适从，只想马上回学校。郭小平说，孩子在老家分餐、分居很平常。 “那群孩子就需要刘老师这样一个像母亲的角色，她是病人也是长辈，懂感同身受。不用说什么大道理，给煮碗面条，买个苹果，陪他们玩，给他们陪伴。 ”对艾滋病患者，尤其是年幼的病童，除去治疗， “最重要的就是陪伴。 ”在红丝带学校，没有寒暑假、双休日的概念，孩子们基本不回老家，老师们也经常要住校值班。刘丽萍两三周才回一次家，她的丈夫、女儿对她放下家庭、侧重学校的行为， “不支持也不反对。 ”这在她看来就是一种支持。红丝带学校成了她的另一个家。她不爱光亮，选了一间没窗的宿舍。房间格局向阴，会泛潮，屋内的被褥常不干爽。但日子久了，她很习惯：“在学校总睡不醒，回家反而睡不安稳。 ”刘丽萍形容自己和学生是“抱团取暖，互相治愈”——艾滋病患者的世界，完全健康的人很难深刻体会。她在“圈内”充当了半个媒婆的角色，为艾滋病人们“在内部找对象” 。 2017年，红丝带学校第一批16名学生参加高考，共14名学生考上专科及本科；今年，有两名学生即将考研。对这些开蒙晚的孩子来说， “是质的飞跃。 ”━━━━━
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刚办校时，学生们去村里理发，理发师一见他们就说有事，要关门走人。学生们回来全哭了，刘丽萍只好带他们去更远的、陌生的理发店。 “那时候觉得科普没用，你也不能骂人家、逼人家。 ”2010年，刘丽萍带着王子晨进电影剧组做群众演员。剧组中有六位艾滋病群演，片方要同时拍摄一部艾滋病群演的纪录片，挨个问群演们是否愿意在镜头前“露脸” 。
▲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红丝带学校是中国专门接收艾滋病学生的义务教育制学校。采访人员冯雨昕摄
起先，刘丽萍见到摄像机就下意识地回避。挣扎了几天，她决心坦诚：“如果你自己都在歧视自己，怎么再去反歧视？”最终，她和王子晨，以及另一位来自上海的男性艾滋病患者“露脸”参加了纪录片的拍摄。 2012年5月26日，刘丽萍和郭小平一起发起“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 ，邀请各界志愿者和艾滋病患儿共同进餐。甄遇乐记得，她第一次参加“午餐日” ，大家搬了桌椅到学校的后院里。小小一片院子挤了上百人， “有明星、企业家、大学生、公益人士，还有外国人。 ”就吃些普通的家常菜，每张桌子坐几个孩子、几个志愿者，互相夹菜。 “我觉得很有意义，让更多的人不惧怕艾滋病人，不歧视。 ”常年参加公益活动，刘丽萍不再避讳向公众告知自己的艾滋病患者身份。渐渐地，她对自我的态度，从躲避变成认同：“（得病）又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不是我的错。 ”甄遇乐说，刘丽萍是学生们的主心骨、教导员， “她会和我们说，不要因为自己是HIV感染者就感到自卑，只要我们把药吃好，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来红丝带学校任职之前，刘丽萍开过服装店、加油站，做过保险推销员。她出生在农村，但不喜欢农村生活，觉得节奏慢、没意思。现在她过上最慢的生活，每天一成不变地徘徊在宿舍和教学楼之间。从前学校没有围墙，但院子里种的果树从来不会遭窃。摘了果子主动往附近的村庄送，也没人敢要。现在，学校收获了果实、蔬菜，村民们也想来弄些吃。 “以前宣传工作不到位，大家害怕，可以理解。后来我们每年都做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有歧视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9月5日傍晚，刘丽萍走出校门散步。田间开阔，横向里吹来凉风，刘丽萍说多自在。正在地头干活的老农和她攀谈，给了她一把花生。小路上，成群的学生觅食而回，在双休日去附近购物、闲逛已成常事。这天他们问村里人买了一袋油炸鸡锁骨， “买两斤，送一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