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的时光|为封锁科技出海打出的千般套路，从借政治博弈东风到滥用支配地位( 三 ) 中美科技企业竞争的本质

一手捏住开发者的命根子，一手握住广告主的钱袋子，谷歌印钞机轰隆作响。
今年Q2 ，谷歌交出了上市14年以来最惨的财报：总营收382.9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的389.44亿美元下降22%；净利润为69.59亿美元，比2019年同期的99.47亿美元下降30% 。
外媒相关报道便指出，这份财报并不能归咎于新冠疫情，核心原因在于其过分地依赖广告业务，但云业务落后于行业同行，其他任何业务都没有取得大的成功。
换言之，新业务需要广告业务不断输血，这部印钞机背负了更多压力，进而动作走形——开始借规范之名，行双标之实。
一方面，变本加厉盘剥开发者：在高达30%的”过路费的基础上，对于不同的投放来源采取不同的制裁力度。相关人士表示，同样是打擦边球或者违规素材，通过谷歌自家ADMOB的投放，通常会面对警告、或者下架广告的处理方式；
但如果广告主是通过网盟等第三方平台投放，谷歌则会进行一刀切——对应用的谷歌账户进行封杀，或者将应用从GooglePlay中下架，以此逼迫采用ADMOB投放。
这并非空穴来风。 2019年，欧盟委员会就以谷歌滥用主导地位、排挤互联网广告服务领域的竞争对手为由，对美国谷歌处以了14.9亿欧元罚款。而在此之前，欧盟已经以反垄断为名处以了谷歌高达总计近70亿欧元罚款。
但即使通过ADMOB投放，谷歌目前的UAC程序并不能保证广告投放到优质位置。在大数据的包装下，谷歌往往将优劣流量混杂在一起，逃脱了法律的监督。
更有趣的是，即便按照谷歌的说法，其打击了大量不规范流量，并把钱推给了广告主，不少广告主却从未或者很少收到。而收到的款项，也不会解释来自哪些无效流量。
另一方面，歧视中国开发者：有传言显示， Google会重点核查中国开发者，在审查规则上不同于其他区域的开发者规则，搞区别对待。传言有待证实，但在处理力度上的确有所差异：
【最美的时光|为封锁科技出海打出的千般套路，从借政治博弈东风到滥用支配地位】据有关人士透露，此次猎豹移动45款应用被下架事件，同时也涉及到了欧美开发者，但欧洲公司基本上30天内就全部恢复了，但是大多中国公司直到最后也没有通过。
剔除出Google生态，无疑是断了开发者的血。
上文提到的APUS幸而提前引入第三方合作伙伴，布局了自有广告平台而逃过了下架，并在之后启动全球化战略，逐步基于其5大中台（业务中台、数据中台/算法中台、移动中台、技术中台和研发效能中台）沉淀出来了一套“产品+增长+商业化变现”的闭环体系。
但其他开发者就没这么幸运。有媒体报道，上文提到的年初下架事件中，连谷歌亚太区都是执行事后才知晓，更没有提前与开发者们进行沟通，这引起了中国开发者们极大不满。
工具类产品作为中国出海科技企业的代表，基于其没有文化、语言背景的特点，的确能够很快打入海外市场。但在OS生态建立完备，体验不断完善后，工具产品撬动全球网络的特质——就像上文提到的TikTok一样，势必会引起巨头的警觉。
最后事实上，谷歌的“无法无天”已经遭遇过正义的铁锤。
早在2014年，谷歌就曾被以美国企业FreeRange为首的一众企业发起集体诉讼，后者表示谷歌在终止发布商协议的同时，扣除了AdSense账户中所有未支付的金额。最终，双方达成了总金额为110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而在2017年，又有广告优化企业发起同类诉讼。
在流出的大量内部邮件中不难发现，谷歌的确没有在第一时间按照约定处理封停发布商后没收的款项。对于中国开发者而言，集体诉讼维护自身权益的确不为解决方案。
而站在更长远的的角度来看，出海企业也应该尽快建立起自己的产品生态。
APUS创始人李涛就曾表示， 2018年开始，谷歌和Facebook已经开始进行策略性调整，他们不希望把工具类产品做的太大。工具类产品面临着非常巨大的挑战，没有太大的机会。
比如遭受谷歌禁令后，无法使用GMS的华为转头就推出了HMS 。华为数据显示，加入其中的开发者已增加到了130万， AppGallery应用商店的月活用户超过4亿， 5.5万个APP上架。
而上文提到的遭受谷歌“第一刀”的APUS则在工具之外，布局了内容产品和游戏产品，通过联盟、自售卖、ADX等多样化的盈利模式，和IAP等增值业务，形成了更加成熟的商业闭环。
互联网就像大国政治。如今的出海企业，如同统一之后在俾斯麦的纵横捭阖之下韬光养晦，度过了20年和平崛起的德国，经济与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已经难以掩藏。一边是谋求威望被群起而攻之，陷入大国困境，另一边则是建立复杂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互相制衡。
健全的法律法规与更包容的生态闭环，正是这一套结盟体系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