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徐焰：建党百年历程的雄辩结论共产主义|胡适|中国共产党|中

百年主义之争，实践验证成败。回首中国处于南北分裂、军阀混战的1921年，在“长夜难明赤县天”的苦难中求光明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建立共产党，恰恰是在五四运动中破碎了“美国梦”后的唯一正确选择。百年来的实践，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能在世界上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就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腾飞以及今天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
从1919年五四运动发起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古老的神州大地正处于西风东渐、欧风美雨冲击着旧传统的动荡年代、觉醒年代，作为中国共产主义思想传播摇篮的北京大学又处在暴风雨的旋涡中心。此前中国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崇拜“科学与民主”主要是以美国为榜样，但在引发五四学生示威的巴黎和会上却出现美日勾结损害中国利益之事，一些人在对美失望后产生“师从苏俄、学习马列”的要求，“问题与主义”之争一时成为北京大学校内争执的重点。
【 刘仁静|徐焰：建党百年历程的雄辩结论】记得40年前，笔者作为恢复高考后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中共党史研究生之一，曾采访过中共一大代表中当时唯一在世者刘仁静，听他生动讲述自己的经历。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时，刘仁静还是一个年仅19岁的北大二年级学生。当年提倡“兼收并蓄”精神的北大有过“百家争鸣”的风气，既有李大钊主持的宣传共产主义的“亢慕义斋”（取英文“共产主义”的谐音），也有胡适宣传美国杜威实用主义的讲座。提倡新文化时相互协力的李大钊和胡适二人，此刻在校内乃至国内思想界就“主义”问题展开一场笔舌之战，其实质就是中国选择学美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学苏俄走社会主义之路。
美国自1880年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其对华侵略不同于沙俄、日本那种“领土掠夺式帝国主义”，而是侧重于获取商贸特权并在思想文化上影响中国。它从参加八国联军对华掠取的“庚子赔款”中吐出一点来建学校、医院并资助中国学生留美，在文教界造成一种浓厚的亲美、崇美情绪，胡适等人正是突出代表。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和同时期一系列文章中，阐明了中国不能走美国的路而只能走俄国人的路，所接受的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共一大时国内信马列主义的人还不多，全党只有50多个党员，如同毛泽东在七大前夕引用《庄子》的话所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果然，选择正确的主义很快就能“唤起工农千百万”。星火很快燎原，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已有400多万党员，并赢得了天安门前礼炮轰鸣的全国胜利。那个被共产党批判也被国民党讨厌的胡适，美国在扶蒋政策失败之际称他为“民主个人主义”的代表并接纳其只身前去流亡，这也证明当时亲美西化道路的破产。
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时，美国政府让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下不走，按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的说法是“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彼时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又面临一个历史选择，一些受美国影响较深的民主人士还希望依靠美国帮助来搞建设，对此毛泽东毅然决定同司徒雷登说“别了”，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证明，这一英明决策决定了新中国的发展方向，依靠自力更生并辅以苏联的帮助就很快建立起完整的工业化基础。我国如果延续旧中国的媚美政策，充其量得到点小恩小惠，而政治上经济上只会永远成为其附庸。在随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共中央在全国掀起清除“崇美、亲美、恐美”思想，中国坚持马列主义的信念走社会主义道路才终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新中国的建设走过一条曲折探索的道路，1978年末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翌年元旦中美实现建交。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引进西方国家的资金技术，与此同时美国也乘机加紧思想文化渗透，国内由此出现了一些主张全盘西化、否定革命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逆流。当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遭遇苏东欧剧变的冲击时，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一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一面韬光养晦努力发展增强国力。中国的GDP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第8位，至2010年以后就跃居世界第二位。近年来，美国一些政治精英总是哀叹当初想“改造中国”但计划失败，面对中国势不可挡的崛起真是气急败坏、徒呼奈何！
共产主义真，党是领路人。当年中国亿万饥寒交迫的劳苦大众跟随中国共产党奋起革命，是为争取最重要的人权——生存权。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建设，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工业化的建立和“两弹一星”的成功使国家“站起来”“强起来”，全国人均寿命1949年时只有35岁，至上世纪70年代就增长到65岁并超过同期世界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