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武论道|「日本研究」陆伟：日本联盟战略新选择的逻辑( 二 ) 陆伟：日本联盟战略新选择的逻辑作者：

文章图片
越南是苏联解体后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决定日本与之结盟的主要因素显然不是民主价值观，而是四大盟友候选指标。在日本看来，越南居于地缘政治的要冲，拥有约3400公里的海岸线，其国土为南海所环绕。尤其金兰湾是印太两洋的扼制咽喉。对日本来说，越南的地缘优势使得它能够在牵制中国南海行动上发挥重要作用，并对日本与中国的钓鱼岛之争形成战略上的呼应。同时，湄公河流域与中国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和经济联系，直接关系到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地区经济合作的进程，如今又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区域，拉拢越南可以在域内对之实施有效的牵制。从历史恩怨和领土争端上看，在越南的民族记忆中，充斥着“抵御北方侵略”的历史叙事。 1974—1988年间多次发生武装冲突的经历成为它与中国双边互动中挥之不去的心理障碍。深刻的历史宿怨和战争记忆使得越南从领导层到民众形成了将崛起的中国与试图对其和平演变的策划者并列为国家威胁的认识，在南海争端日益炽热的背景下，这种认知立刻转化为对华强烈的对抗偏好和强大的战略动员能力。基于中越的历史恩怨和持续不断的领土纷争，日本认为“既合作又斗争”是越南对华政策的主旋律。由于存在实力上的严重不对称，寻求对外制衡将成为越南的现实选择。
在被日本列出的四个主要候选盟友中，菲律宾一直被战后的日本作为周边遭受其侵略的典型国家来经营。对日本来说，菲律宾扼守东亚和南亚的海空交通要道，是海上运输线的中枢，又与越南共同构成了在南海阻隔中国对外经贸往来的两扇门。在日本看来，虽然菲律宾与中国没有陆地边界，但它同样拥有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的地缘价值。即随着美国扮演“世界警察”欲望的衰退和中国突破涵盖整个东海、南海的第一岛链，从菲律宾至关岛、塞班岛，并向冲绳、近畿地区沿岸聚拢的第二岛链将成为中日海洋博弈的重点，菲律宾作为重要结点的战略价值更加凸显。从历史恩怨和领土争端上看，由于菲律宾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和冷战时期中菲的意识形态对抗，菲律宾对华好感度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加之固有的岛屿争端，戒备和制衡成为菲律宾对华政策的主要选项。即使在21世纪初，东盟各国纷纷以中国为主要贸易伙伴的情况下，菲律宾依然保持与中国的距离而以日美作为主要贸易伙伴。历史恩怨和政治上的不信任，使得中菲在南海岛屿争端上对抗性特别强，从而进一步加重了菲律宾的仇华民族主义情绪。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日本政府在“日菲黄金时代是否过去”的质疑声中，继续加大对菲战略援助。

文章图片
日菲军演
各组双边安全合作的“联盟化”进程并不是同步展开，更没有得到相同程度的强化。一方面，日本并没有像美国那样足以让“安全他助国”产生依赖的硬实力和吸引力，也面临提供对外援助资源不足的窘境；另一方面，候选盟友的战略诉求和目标排序与日本存在分歧，导致日本与这些候选国的凝聚力强弱有别。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深化与候选盟友的安全合作关系做了有所侧重的区别对待，从而表现出日本与这些国家“联盟化”构建的差异性，即日印和日澳已发展为战略联盟，而日越和日菲更多地具有志愿者联盟的属性。实现领导力诉求的区域均势决定了日本“联盟化”构建的一般取向，而候选盟友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一目标的需求则是造成上述差异性的主要原因。
具体来说，印度和澳大利亚对日本实现领导力诉求的区域均势有以下三方面的战略价值。
首先，印澳都怀有成为国际秩序关键玩家的抱负，战略空间扩大的自我期许刺激了其与崛起的中国展开地缘政治博弈的战略偏好和意志。其次，印澳所具有的战略能力和战略志向使得它们能在制度和观念层面发挥对中国权力的制衡作用，从而对日本实现领导力目标提供全面的支持。最后，印澳战略抱负和国力不足之间的张力所产生的战略焦虑，使得它们在不断深化与日本安全合作的“联盟化”程度方面蕴含了很大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