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刊|频频被抵制的书籍：“取消文化”是欧美出版圈的危机还是转机？| 转机(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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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迪·艾伦和前女友法罗。
与这两位事件的主人公相比，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前副总统迈克·彭斯在出版方面遭遇的抵制则有着更为广泛的政治意义。按照惯例，每一任白宫的主人都会在离任后留下自己的回忆录。然而，特朗普“独特”的行事风格和理念，却让出版他的传记成为了烫手山芋。卸任后，号称在写一本“万书之王”的特朗普被美国出版界的许多知名人士称为“很难出版”。出版商Javelin的总裁基思·厄本（Keith Urbahn）更是表示，出版特朗普的传记带来的麻烦“可能远超过收益”。无独有偶，虽然美国前副总统迈克·彭斯与Simon & Schuster签订了出版自传的合同，但据《出版人周报》报道，这次合作遭遇美国出版界业内人士的广泛抵制，Simon & Schuster的200多名员工甚至自发联名抵制这份金额高达七位数的合同的推进。
针对两位前美国领导人作品的抵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美国社会表达政治不满的途径，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印度。近段时间疫情的失控让印度总理莫迪备受指责，他由企鹅兰登书屋再版的旧书《考试勇者》（Exam Warriors）也遭遇了印度作家们的强力抵制。印度著名作家Pankaj Mishra 和 Arundhati Roy认为莫迪在书中所写的通过考试改变自身命运的“励志经历”充满谎言，“莫迪的学位是一个未解之谜，他说自己28 岁时通过函授获得学士学位，并在古吉拉特邦一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但其实那里从来没有提供过他说过的那样的课程。而所有针对这些学位真实性的检验都被各方势力阻挠。”当然，抵制不仅针对书中内容，还直指企鹅兰登书屋不应支持一位“镇压出版自由”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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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总理莫迪遭到抵制的再版书《考试勇者》（Exam Warr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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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文化vs出版自由
“边界”究竟在哪里？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这一措辞常常出现在出版商应对类似指控时的官方回应中。对于他们来说，做出向公众、舆论让步的决定意味着一次对自己坚守的“出版自由”的质疑。
而对处于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我们来说，看到这些新闻，有时甚至也难免觉得这些抵制出版物的理由有些“小题大做”。
这也是许多将这些抗议行动称为“取消文化”“出版界猎巫运动”的人们所提出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认为，一系列的出版抵制运动打着维护多元主义的旗号，到头来却窒息了出版领域的思想多元。不过，考虑到出版行业本身的公共属性，这些对抵制运动的批评就需要得到更复杂的审视。正如哈歇特员工在面对伍迪·艾伦回忆录出版一事上的表态，出版自由的边界并不那么容易轻易界定。Medium2019年7月的一篇专栏文章就指出，在这个“全球互联”的世界，“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让自己的观点被‘世界’听见”。作为一名公开出版作品的人，“您可能意在与特定的人群交谈，但不能错误地认为，您说的话对那些您无意中冒犯了的人来说并不存在。”在一个出版的影响力日渐扩大的年代，言论本身可能造成的冒犯需要得到更为慎重的考量。
更重要的是，与西方社会许多其他领域的抗议运动一样，出版界这一系列针对作品的抵制运动也确实暴露了许多出版业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纽约客》2019年的一篇报道调查指出，在美国出版界中，编辑的种族比例严重不平衡，而根据2015年Lee & Low Books 的一项调查，直至今日，有色人种在进入出版行业时依然面临种种无形障碍。文章认为，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导致了美国出版物关注重点的偏向。出版圈的一系列抵制运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一趋势的反拨。
运动的抵制者们常常提及“自由”，美国政治学者海伦娜·罗森布拉特在《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一书中，提醒我们需要审慎地理解这一词的使用。在某种意义上，与“政治正确”一词遭遇的处境类似，“取消文化”同样是一个带有污名化色彩的称呼。美国社会活动家艾肯·奥拉就曾在有关“苏斯博士”的争议中撰文表示，出版商仅仅是“召回”而非“封禁”苏斯博士的争议作品。这是一种温和的修正，而非“封杀”。而追溯历史，诸如《哈代兄弟》（Hardy Boys）等知名作品都曾因涉及种族歧视问题而经历修改。在作家Ellen Oh看来，称这些批评是“封杀”是言过其实，这种批评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在Ellen看来，如果观察舆论对这类作品的反应，会发现大多数的言论都并不希望这个作品被“驱逐”（call out），而是希望其能在修正内容后被留下（call in）。当一名受到同类争议的作者公开道歉并选择暂时撤回她的作品时，网上出现了许多支持并鼓励她归来的言论。相反，是“取消文化”的命名激化了对立双方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