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长沙走马楼三国时期的历史( 二 )

吴简双面签牌。签牌是一种起标识作用的简牍，上书该类文书档案的类别或名称，并系于或搁放于归了类别的文书档案上，以供查阅。该简中部之契口即为系绳之用。长沙简牍博物馆供图
简牍中有多枚竹简中提到“大常” ，即指太常潘濬。潘濬为武陵人，封刘阳侯，封地亦在长沙郡内。简牍中有“吕岱”“吕侯”“镇南将军”的记载，它们均指东吴名将吕岱。吕岱曾屯长沙沤口，协助太常潘濬讨伐武陵蛮。
编号1296的简牍还提到了“中书典校事吕壹” 。吕壹是孙权后期所用酷吏，他以监察诸官府及州郡文书的名义罗织罪名，构陷朝臣，制造了一系列的冤案，导致东吴政治陷入严重危机。被吕壹弹劾的丞相顾雍，其封地醴陵就在长沙郡内，在走马楼吴简中出现吕壹的名字，很可能就和这场重大的政治事件有关。
从走马楼吴简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些与史料互为补充的历史细节。据《三国志》载，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三月，汉献帝改年号为延康，当年十月即禅位于曹丕，改元黄初。次年十一月，因孙权称藩，曹丕策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
此前学者多认为此时东吴应奉魏黄初年号，直至一年后魏吴决裂，孙权才改元黄武。但在走马楼吴简中，出现了历史上不存在的“建安廿六年”“建安廿七年” ，可见在孙权统治的长沙郡，当地官员在年号使用上并未奉曹魏的“黄初” ，甚至没有使用“延康” ，而是将“建安”年号顺延使用了两年。这与唐人所著《建康实录》中“曹丕代汉称魏，号黄初元年，而（孙）权江东犹称建安”的记载吻合。
佃农租地合同、基层贪污案，琐碎公文丰富了历史的血肉
走马楼吴简记录的赋税、户籍、法律、屯田、书信等内容，看似是鸡毛蒜皮的琐碎公文，却为我们了解三国时代，尤其是社会基层的政治、经济、律法、职官等细节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爱历史】长沙走马楼三国时期的历史】比如，在走马楼吴简中，有2000多枚形状较大的木简，长50余厘米，宽2.6至5.5厘米，内容为东吴嘉禾五年、六年，当地吏民的佃田租税券书，被称为“嘉禾吏民田家莂” 。 “莂”如同现代常用的两联单，将佃农租地情况、纳税数量等数据一式两份书写，在顶端大书一个“同”字（或作为“同”字简写的几条直线），然后从中间一剖为二，一份留在官府备案，一份由租佃田地的农户保存。官府要核对时，将两份木简合在一起，核对顶端的“同”字能否合准，这也是今天“合同”一词的来历。
这些木简详细记载了东吴时期长沙郡临湘县佃户租佃土地的数量及向官府交纳钱粮、布匹等赋税的数额，可以称为我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经济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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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简牍博物馆。视觉中国供图
研究者还发现了一则史书中无载、但在当时颇为轰动的大案——许迪割米案。在目前所公布的简牍中，多达500多枚都与该案有关。
许迪是临湘侯国的一名吏员，于黄龙三年被选中在陆口典卖官盐。嘉禾四年，许迪被发现有贪污行迹，盗割军粮一百一十余斛六斗八升。临湘侯国派录事掾潘琬、核事掾赵谭等官员对许迪进行“考实” ，即调查审理。在审理阶段，许迪已认罪，但当长沙督军都尉前来核实案件时，他却突然翻供，称没有入库的粮米是他预留作为搬运、加工费的余米，自己并未据为私用，只是因为县吏使用刑讯，他不堪拷打，才被迫认罪。为配合翻供，许迪还指使其弟许冰篡改相关账目要簿，混淆视听。
此案遂致一波三折，长沙郡府相关曹司、中部督邮乃至长沙太守、郡丞，皆介入审讯中来，对案件重新核查。最终，案件真相大白，许迪伏法认罪，被判斩首于市，妻儿没为奴，其母因年过八十，依法免于连坐。这桩刑事案件从案发到审结，前后达三年之久，案情复杂，参与官员众多，是透视三国东吴长沙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情状的绝好个案。
走马楼吴简记录的内容大多是基层政府的文书档案，它们一般不会进入正史的叙述中，而且在当时人看来也没有什么保存价值，定期要进行销毁。但正是这些被忽略的文字，却意外地穿越历史进入我们今人的视野。它们丰富了历史的血肉，让模糊的三国东吴社会逐渐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