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作者陈琦为什么中国奶粉全球最贵？( 四 )

但是，用这样的牛奶加工而成的奶粉，却因为生产成本低、销售利润高，很受销售商的欢迎。在当时的农贸市场和超市，卖出一袋正规的奶粉只赚一两块钱，而劣质奶粉虽然卖得便宜，但卖一袋却可以赚四五块钱。
从源头到终端都败坏的恶果，很快就落在孩子身上。 2003年，鞍山宝润乳业用来生产学生豆奶的豆粉出现质量问题，让辽宁的2556名小学生在喝了“高乳营养学生豆奶”后集体食物中毒。 2004年，安徽阜阳地区爆发“大头娃娃”事件，数百位婴幼儿在食用了脂肪、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含量远低于国家标准，且含有亚硝酸盐等杂质的奶粉后，出现头骨畸大。
在大头娃娃事件曝光后，阜阳曾经就检查结果发出了对33个品牌劣质奶粉的警示公告，三鹿奶粉位列其中［18］。三鹿的反应很快，田文华亲自带队做公关，连新华社的稿件都想撤下［19］，最终成功让三鹿从黑名单上消失。被蒙在鼓里的家长，又让无辜的孩子吃了4年问题奶粉。
2008年，加入三聚氰胺混过蛋白质检测的行业潜规则终于东窗事发， 22家奶制品公司、69批次奶粉被查出有三聚氰胺，造成至少6名婴儿死亡， 30万儿童患上肾结石，民怨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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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十年跃进
2015年1月， ****发表了一篇评论，叫做《赶快叫停“倒奶杀牛”的主义之争》[20] 。
惊动****出面讨论“姓资姓社”的事情，是2014年冬天以来，北京、河北、内蒙、青海、河南、广东等地的奶农，纷纷把新鲜出产的牛奶倒掉。
“倒奶”一词，曾经出现在几代人的教科书里，说的是1929年美国大萧条时期，奶农把牛奶倒入密西西比河，体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 ，而现在竟然在中国出现了。每天低头养牛的农户不知道，为什么好好的牛奶，奶企却不要了。
重大的公共事件，往往会推动行业的改革进程。在三聚氰胺事情后，屡见不鲜的奶粉质量问题，很快被追溯到奶牛和奶农的头上：生产优质奶源，不能靠小作坊，必须靠大牧场。
2008年10月，国务院动了改革的第一刀：奶站只能由奶制品公司、养殖场、地方合作社开办［21］。奶牛养殖再次进入合作社时代，奶农们需要把自家的奶牛送到在药房、牛舍、奶厅都装上了摄像头的“托牛所” ，交纳托管费和饲料费，这种模式也因此被戏称为“把牛当猪养” 。
国务院吹响号角后，各部委迅速跟进。农业部、财政部提出“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 ，要求中国奶牛改吃苜蓿。苜蓿被称为“牧草之王” ，蛋白质含量高达22% ，还能提高奶牛的产奶量，原本喂玉米的奶牛每年产奶5-7吨，喂苜蓿后可以产8-10吨。但国产苜蓿少，每年需要高价从美国进口上百万吨。
从托牛所到牧草，散户养牛的成本快速上升，大量养牛户退出养殖，改行当起了奶站管理员。但监管对行业的重塑还在继续。发改委、农业部等13个部门又发布了《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补贴存栏容量300头以上的牧场，目标是在2011年底之前，把100头以上的奶牛养殖场比例提高到30％，奶企70%奶源要做到自给。
这引爆了轰轰烈烈的抢奶大战。之前不养牛的蒙牛，现在由副董事长邓九强转战现代牧业带头养牛，跟蒙牛花费40亿合建了14座容量万头以上的牧场；伊利投资14亿建了7座牧场；三元收购三鹿的河北牧场。内蒙、新疆、东北、河北四大黄金奶源带以及四川、河南等新兴奶源带在短短几年内被迅速瓜分一空。
与此同时，规模化的养殖场，需要承担起包括三聚氰胺在内的64种指标的自检、抽检的花销。 2008年，中国奶企的检测费用占总成本的5% ，到了2012年，这一比例飞涨到12% 。当时光明乳业的总裁郭本恒，曾经在乳制品工业协会的会议上说[22]：半年就抽查2600多次，这么抽查会抽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