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TB|北宋财政紧张到连皇帝近亲的丧礼都办不起了吗？京西路或许只是特例

【国家人文历史TB|北宋财政紧张到连皇帝近亲的丧礼都办不起了吗？】京西路或许只是特例，但范仲淹他们设计按察制度本身也存在着问题。首批派到各路的转运按察使是两府执政“聚厅数日”认真挑选出来的，才能毋庸置疑。不过，可能是为了强调解决财政问题，这批转运按察使均是由各路转运使兼任，也就是说巡视团队在负有人事监察大权的同时，本职还要负责搞钱。这种身份上的暧昧不清，势必在执行中带来冲突。果不其然，当时还是监察御史里行（即见习监察御史）的包拯就对这种转运按察使提出了严厉批评，他根据掌握的情况，指出他们“务为苛刻”“颇伤烦碎” ，而且在按察过程由于又带转运职能，往往重视财政数据的漂亮，青睐那些会投机取巧、通过“倍行诛剥”搞钱的人，而另一些廉谨自守的官员却被视为毫无政绩，长此以往，则“人人相效，惟恐不逮，民罹此患，无所诉苦” 。
就事论事，包拯指出的这些问题，是新政在执行中发生的问题，谈不上对新政是支持还是反对。对此，支持新政的欧阳修做出了一些反驳，也只能将问题归结于巡视工作阻力很大，他们意见并没得到朝廷支持，反倒是诋毁者随口一说朝廷就信以为真，如果台谏官对巡视工作有疑问，就应该明确指出是哪一路按察使谁谁谁在哪一件事“因挟私怒” ，然后朝廷才能认真核实。这番转移话题的说辞显然不太能服众，况且台谏官本来就有风闻奏事的权力，欧阳修要他们详细指名道姓，未免让人感觉是在苛求。
然而，从这些事情也可见出，新政主持和参与者的确陷入了泥潭。他们构想的让官僚去核查官僚集团问题，本来就是一件与虎谋皮之事。庆历四年正月，新政正在火热推行之时，皇叔荆王赵元俨——后世传说“八贤王”的原型——去世，朝廷对后事安排商量了半天，居然形成了一种主流意见：今年财政困难，王爷家属也要共体时艰，所以就不兴师动众安葬了，遗体就这么摆着，等明年新政见效，财政好转再风光大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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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国家财政再紧张，也不至于连一位皇帝近亲的丧礼都办不起——后来范仲淹也是以此为理由下令举办葬礼，同时缩减预算，取消陋习，使得此次葬礼“既减得费耗，又存得典礼” 。然而，此事反映出来的是当时官场对新政的一种态度：出于政治正确不能硬抗，那大家就采取各种方式软磨——你要省钱，我就让皇亲无法安葬。更让执政者寒心的，恐怕还是这种态度并非某人某集团提出，而是一种公议态度——这暗示着对抗新政的，并无具体的这个那个保守派，而是整个官僚阶层的不肯合作。范仲淹他们所抗衡的，正是这种无物之阵，而他们新政在朝堂之中雷声大，下到各地执行时雨点小，也就丝毫不让人感到奇怪了。
当然，根据新政班子中的台谏官余靖报告，新政的措施也不全是如此，也有执行得很好，并且贯彻得相当坚决、迅速的政策，这就是给各级官员调整福利的“均公田” 。公田又名职田，是当时由各级政府掌握，用于补贴官员开支的田产。在长期的执行过程中，由于田地有优劣之分，在事实上形成了差距。新政“均公田”就是追平差距，改善外放官员生活条件，以此“责其廉节，督其善政” 。按照新政规划，从庆历四年开始，没有公田、过少或过于贫瘠的地方，可以在三年之内补齐。但让执政者没想到是，各地官员对此项政策迸发出惊人的热情，仅用三个月就将新政三年规划全部落实到位，使得全国公田数量暴增了三倍。新政到底是怎么被北宋官僚执行的，由此也可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