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秦汉考古：云梦琅邪始皇埋梦，白鹿峻坂文帝藏珍( 二 )

由于被魏晋、北魏洛阳城叠压，以及在发掘中对上层保存完好遗存的保护，东汉洛阳城的考古工作几乎一直是在魏晋、北魏洛阳城考古的“夹缝”中“艰难”推进，其难度可想而知。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近年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在宫城二号殿和部分宫城道路的清理和向下解剖中，不仅出土了“首批西汉洛阳郡时期郡国五铢钱范” ，而且还出土了“囗宗庙”的西汉文字瓦当，是明确的西汉广设“郡国庙”建筑材料的第一次考古发现，其意义自不待言。
在陕西咸阳，考古学家在咸阳城遗址发现一条水系遗存，沿线并有类似湖泊的不规则大面积静水淤泥堆积，发现者判断其东部的水域即为文献记载的兰池。
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考古取得重要进展，对发掘确定的一处秦汉高台建筑，发掘者认为已基本可推定为秦始皇所筑琅琊台。而在台西头村东南发掘的一处建筑遗址则为战国时期，文化面貌多体现齐国特征，可能具有一定的礼制意义和较高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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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琊台遗址
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圪垯川遗址新石器时代的发现震惊世人，而在其东南所发现的汉代太原城城址，加上周边遗址、墓葬，以城址为中心，遗址和墓葬群依河分布的面积约5平方公里。发掘者据城址、墓葬、出土建筑材料并结合文献，推测这一带可能是汉凉州刺史的治所所在。汉武帝设刺史“监察天下” ，这是极为罕见的汉刺史治所的考古发现。
6月8日上午，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公布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沙梁子古城遗址发掘的大型单体夯台建筑基址考古发现。发掘者认为，这是“我国首次在北方长城沿线地区发掘的夯台粮仓类建筑，填补了汉代边城研究的一个空白” ，虽基址为粮仓的性质仍可讨论，但该建筑的发现无论如何都具有当然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城市考古开放工地高级研修班”上，来自内蒙的丹达尔全面介绍了近年来内蒙古中南部开展的汉唐城址考古的相关情况。
2018年河南鲁山望城岗冶铁遗址发掘资料显示，这个主要冶铸于两汉时期的集冶炼与铸造为一体的遗址，可能与铁官有密切关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鲁山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河南鲁山望城岗冶铁遗址2018年度调查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21年1期，第14-39页）2019年河南泌阳东高庄遗址的发掘资料显示，部分汉代遗存与冶铁活动有关，手工业考古在不断推进。（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管理所：《河南泌阳东高庄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21年第1期，第3-13页）
2013年河南新乡焦田庄村东抢救性发掘古黄河大堤的资料发表，介绍了汉代大堤的发现情况，籍此可确定当时黄河北岸的准确位置，是“多徙”黄河考古工作的重要发现。（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乡县博物馆：《河南新乡焦田庄黄河大堤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21年第2期，第41-46页）袁广阔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发文，指出先秦时期黄河未发生大规模改道，始终走《汉志》河道。文献中《禹贡》河实即《汉志》河。在浚县、内黄一带的《禹贡》河应是淇河故道，判断黄河的大规模改道应从汉代开始，与之前认识有明显不同。河南洛阳孟津黄河河道一批汉代墓群的意外发现，不仅填补了区域汉墓发现的空白，而且对黄河河道变迁，为平阴、平县的方位确定提供了重要线索。
墓葬考古
无论发现的数量还是发表资料的数量，墓葬考古依然是秦汉考古工作的“主流” 。
秦始皇陵的考古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始皇陵外城东门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工作，揭示其为一门一道的夯土台基式门址，基本厘清了东门营建与毁坏过程。兵马俑一号坑G8、G10两过洞清理出土20余件陶俑中1件将军俑和1件中级军吏俑的新发现，对了解、研究整个一号坑的军阵排列有重要意义。二号坑第一单元弩兵方阵T21（K5）的发掘，进一步丰富了对该区域内涵与布局的相关认识。陵西大墓不断清理确认的乐舞百戏、动物等形象的金银铜俑， “具体而微”的揭示着秦统治者“声色犬马”的生活场景。
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公布西安江村大墓为西汉文帝刘恒霸陵。该墓双重陵园、帝陵居中、外藏坑环绕的格局，与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完全不同， “奠定了西汉中晚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基础，对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霸陵的确认也就当然的成为了2021年发现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汉墓——想来在相当长时间里这也是一项“空前绝后”的汉墓发现，因此其当之无愧的入选202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