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燕京大学首任校长：生在中国长在中国葬在中国，为抗日入狱4年( 三 ) 北大

约翰夫妇在杭州生下了四个孩子，1876年6月24日，他们的长子诞生，取名叫John leighton Stuger,即约翰·雷登·斯图尔特，“司徒雷登”这个译名是他的中国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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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11岁回美国读书之前，一直生活在中国，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
1887年，小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美国同学还讥笑他是“不会说英语的怪物”，1893年，他考入汉普顿悉尼学院。
28岁博士毕业后，他带着新婚妻子回到杭州，直到《别了，司徒雷登》发表前的半个月，飞回美国，前前后后在中国生活了50年，因此他的自传就叫《在华五十年》。
1955年8月1日，79岁的司徒雷登留下遗嘱：
一、设法把一只中国明代五色花瓶物归原主。那是1946年周恩来离开南京时送给他的礼物。二、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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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教士|燕京大学首任校长：生在中国长在中国葬在中国，为抗日入狱4年】1949年，司徒雷登在中美关系僵局后黯然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司校长郁郁寡欢，患上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三个月后中风，后半生几乎是在卧床中度过。
尽管曾为燕京大学募得巨款，但是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晚年生活相当拮据，因为大半生都在中国，没有再美国工作过，所以也没有什么社会保险，晚年无任何积蓄，当大使的时候，他月薪1000美元，可惜那些钱几乎全部捐献给了燕大建校，到头来，两袖清风，素无积蓄。他晚年在美国，仅有的收入是后来一家慈善机构“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每月提供的600多美元退休金。
1962年9月19日，在学生傅泾波一家照顾下病逝与华盛顿，终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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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泾波祖上曾是满族正红旗，父亲是基督徒，在金陵神学院认识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后来北上成为燕京大学校长，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傅泾波转校成为燕大学子，毕业后，成为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助手，直至校长去世。
自从司徒雷登中风，他就居住在了傅泾波家，傅泾波到美国后，没有找工作，也不做生意，基本都围着司徒雷登转，俩人不是写信，就是出去散步。
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回忆家中这位特别的老人：
“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一直用英文叫他 ‘Grandpa( 爷爷 )’ ，我们的下一代又用中文叫他 ‘ 太爷爷 ’ 。直到今天，孩子们还记得那位颤颤巍巍的高个子太爷爷。 ”
对这个中国学生，司徒雷登极为感激，他在回忆录中感慨：“傅泾波于我，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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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燕京大学重组，燕京大学被拆分，在香港的部分被并入香港中文学大的崇基学院；在大陆的，文科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等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系并入中央财经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民族学系、社会学系、历史系并入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
院系调整的同时，高校校址也进行了变更，北大从原来的红楼迁至燕京大学校园。
如今，燕大的燕园已经变成了北大的燕园，燕大校长妻子艾琳的墓地也早已变成了北大的体育活动场地，他们相濡以沫的故居临湖轩则成了北大的会客厅。
司徒雷登生前唯一的遗愿“我生在中国，也愿意死在中国。”可惜最后由于种种原因，他只得落葬故里杭州。
2008年11月17日，司徒美登的骨灰被安葬在他的出生地杭州半山腰的安贤园，此时距离他去世已经过了46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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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墓碑上的介绍极为简单，除了“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八大大字外，也没有任何别的了。
“原来他乡是故乡”，这个不是中国人的中国人，直到最后，都执拗地认为中国才是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