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数据资产保卫战该怎么打？ | 甲子光年( 五 )

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希望国家可以通过双边或多边的机制，明确数据流动或者相关的政策红线。现在我国跟巴基斯坦、印尼、泰国签的双边协议可能是一个突破口，虽然不能一下子决定全球跨境流动的准则，但是可以在小范围或者几个国家之间协商出企业遵从的区域性规则。
现在，我国的数据交易中心平台没有大规模的有效交易，原因是：
第一，（数据交易平台）存在技术架构的不完善；
第二，数据交易的商业闭环没有设计好，数据定价没有完成。
3. 企业的边界在哪里？
「甲子光年」：在个人信息保护中，企业尤其时代大平台的行为越来越多受到关注。它们的信息收集行为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大企业面临的监管是否过于宽松了？王星：个人信息保护属于数据治理基础制度的一个部分。数据治理的基础制度现在分为三个层次——政府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企业和个人的关系。
政府和政府之间数据的关系其实就是政府与政府之间数据怎么共享、怎么开放的问题。政府和企业之间数据方面的关键点，在于政府工作的数据怎么开放给企业进而催生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企业的数据怎么跟政府的数据打通，比如说现在阿里的金融数据怎么和人民银行个人征信数据平台对接。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数据怎么处理，涉及到他们收集的个人信息和企业自身的信息在企业之间怎么打通，目前也面临很多争议。企业在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可以通过数据和算法解决个人信息的隐私保护问题，现在技术界、产业界都是试图通过隐私计算的技术体系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不动数据而是通过技术算法的方式达到数据处理的效果。
我国数字经济有很多行业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其中，发改委作为牵头部门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并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释放数据要素的潜力。
一方面，我国消费互联网时代的监管环境比较友善、包容、审慎；另一方面，我国的数据量大，如果用严苛的数据制度把大数据的优势局限住，数字经济的优势会大打折扣。
不管是互联网公司、高校学者，还是政策制定部门，都要关注数据采集、处理过程中所使用的协议、协议内容，法律也需要对其进一步梳理和研究。
闵娜娜：大企业沉淀的数据多，一旦出现问题所导致的社会影响会更大；另外一方面，对大企业的监管确实更严格，行政监管、资本市场和社会公众都会盯着它，所以大企业反而在制度的建设、日常合规的维护有一定的保障。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一个事实，即新兴经济之所以在中国发展的比较超前，就是因为其不断开拓出创新的模式。所以在面对每一个新的业务模式的时候，怎样评估合理必要的范围，如何使用、处理、对外提供信息，对企业合规顾问来说是每天都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