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朱元璋为什么不让大都督府作战？( 二 )

明军在武臣被不断分权的同时，自身也开始出现严重问题。
首先是明朝军事策略从整体上转为防御后，暴露出明军的基础军卫制，实际上并不适合防御蒙古的劫掠。首先军队被分散于一个个卫所；其次各军卫日常主要以屯田自养为主务“三分戍边，七分屯种” ，各卫所可战之兵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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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导致北虏突袭之下，明军无法有效地防御，因为没时间集结军队。防守数量不足永远是被动防御一方的硬伤。这也是明军沿边墙处处设防，但是实际上又处处都防守不住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卫所制度的崩坏，也让明军的战斗能力锐减。因为军卫屯田大量被侵占，无以为生的军卫士兵纷纷逃军，到了正统朝很多军卫实际在籍军士不足一半。除此之外，占役现象（朝廷、勋贵强役士兵服劳役）也越来越严重。行在五军都督府言：在京七十七卫，官军士校尉总旗二十五万三千八百，除屯田守城外，其十一万六千四百俱内府、各监局及在外差用。今各营操练仅五万六千，选用不敷。况今工部人匠数多，足任役使，乞将各监局役占官军退回各营操练，从之。《明英宗实录》
【【爱历史】朱元璋为什么不让大都督府作战？】原本满编应有四十三万的七十七卫只剩二十五万，还因占役可参与操练的只有五万多人（也就是说紧急情况下只有五万多人可以出征）。军队被折腾成这样，战斗力还能剩下多少？所以正统十四年土木堡的惨败是必然的。
土木堡惨败后，于谦被升任兵部尚书受命北京防御。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手头兵力不足，而是武臣不听指挥。提督三千营的沂城伯赵荣，觉得于谦这个文官没资格指挥军队并不服从于谦的命令，一直不赴营组织三千营的训练。
这是明朝文武官员地位变迁的标志性事件。于谦上奏监国朱祁钰（此时还未登基）后，赵荣被论罪收押，朱祁钰还赋予了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的职权。于谦也一跃成为开国以来实际权势最大的文臣， “提督”日后也成为总督、巡抚们掌军必备的头衔。
这次任命也标志这皇权开始通过文臣管理和指挥武将及军队，文臣的地位也跃居武人之上。
北京保卫战后，鉴于京营各卫的残破和糜烂，于谦准备重编京军。于谦认为土木堡的惨败的一大原因是，明军分散于各军卫的编制，让军队日常管理、训练松懈；集结成大军后又兵不识将、将不知兵，难以组织、指挥形成合力。
于谦最初的计划是将明军的主体编成由卫升级到营，每营编制两万人（相当于四个卫），各营从上到下设直管武臣负责日常军事训练和管理。后做了些调整，将各营满编人员降低到一万五千人，并增加了营属将官。总督军务少保兼兵部尚书于谦、总兵官武清侯石亨等议选五军、神机、三千等营精锐，官军十五万，分为十营，每营置坐营都督一员，都指挥三员，把总都指挥十五员，指挥三十员，每队置管队官二员，有警分调剿贼，其余官军各委头目，于本营训练，守备京师。
于谦的军改对提升京营战斗力的作用，这里就不赘述了，主要来看看对武臣地方的影响。首先由于扩编“营”的战斗能力相对于“卫”有了极大的提升，营官成为常职也让武将们对军队的掌控更为紧密。对于朝廷和皇帝而言，威胁性也有了极大的提升（一个营颠覆北京朝廷绰绰有余）。
因此必然要加强对掌兵武臣的监管，既然是监管自然不能让武臣去监管，剩下就只有监军宦官和参赞军务的文臣了。而且为了预防武臣不轨，日常武臣只能负责训练和军纪管理，军队调遣、对军队将士的记功、奖赏、升迁等都是宦官和文臣的职权，这让武臣事实上成为了文官的下属。
新组建的京营众武将都是于谦以兵部尚书提督京营的身份任命的。这也将明军的人事权从五军都督府转移到了兵部，五军都督府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被架空。虽然五军都督府还保有军卫内将官的任免权，但是明军的主力组成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军卫，已经是全新组织体系的京营了。
可以说此时不管皇帝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得主要依靠文官来管理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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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巡抚成为地方固定职务后，众巡抚也用这个模式将边军的人事权转移到了兵部。换句话说原军卫内的职务变成了没有实权的饭票。军队的人事权被文臣们把控后，武臣的地位就开始江河日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