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基石e洞察|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给“危机下”的中国企业16个字：“人心惟危文/施炜

文/施炜，华夏基石领衔专家，著名管理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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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时期企业家应如何应对？有学者称，疫情提前了、或者说加速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到来。此外，无论人们情愿还是不情愿，相信还是不相信，担心还是不担心，中美科技事实上已经进入全面总决战阶段……这些对中国企业家的挑战似乎超出人们的想象。本文为施炜博士五年前的旧文，既有预见性，也有应对危机的中肯建议。
01
中国企业家的普遍焦虑
最近一两年来，我所接触的企业家不少人处于焦虑之中。不确定的“雾霾”时代，企业所处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焦虑正是环境不适应的反映和产物。
从大的时间背景考量，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长波。长波理论认为，在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的驱动下，一个增长周期通常为数十年。我个人认为，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从上一个周期的底部向新一轮周期转变的“拐点”上。在未来几十年内，估计新能源领域将会突破，解决人类依赖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的问题；同时，在新材料、生物工程领域亦会有长足进步。此外，互联网升级到“大数据”、“云计算”阶段。在未来的长波中，技术创新将会呈现出脉冲式的形态，知识积累的速度会变得更快。就“云计算”而言，目前在技术（主要是软件技术）方面，谷歌、亚马逊等公司走在前面，微软、惠普等都不占先机了。国内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企业华为、联想等都在担心能不能赶上新一轮长波这趟车，能不能拿到技术方舟的门票，更不用说那些距离华为、联想遥不可及的普遍企业了。在新的经济长波中，中国企业会不会被技术进步的列车甩下，更进一步说，中国经济会不会又一次错过新的工业文明（以往数百年的历史证明，已经错过几回了），这是那些中国最优秀、处于产业前沿、和国际接轨的科技型企业的焦虑所在。
互联网的普及和升级，对我国众多传统产业造成巨大的冲击。中国互联网发展差不多比美国晚了10年（美国2000年左右已经有了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的概念），而现在这些东西一下子涌了进来，完全是一场革命。在此背景下，类似于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现代部门”（工业）和“传统部门”（农业），我国经济目前亦可分为“互联网部门”和“传统部门” 。前者在资本、人才、治理等方面与国际接轨，无论是商业模式还是资源条件都有优势，对传统产业形成现实和潜在的超越和颠覆。而许多“传统部门”的企业，大都起点低、基础差、缺乏核心能力，商业模式也很落后，在互联网浪潮面前，反应迟缓，应对无策。不少传统企业家陷入两难：拥抱互联网缺乏条件，未必能走上一条新路，而不融入互联网则毫无未来。
中国企业家的更多焦虑源于国内经济发展阶段的演变和新的限制因素的出现。按照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规律，通常会经历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国内消费增长阶段，计划经济的重要特征是农轻重产业比例失调，消费严重受抑。市场经济逐渐替代计划经济的过程，同时也是需求释放、消费增长的过程——正是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国内市场孕育了食品、家电、家居、服装等行业的一批大型企业（如娃哈哈、新希望六和、格力、海尔、美的、海信、TCL、以纯、雅戈尔等）。第二个阶段是重化工业驱动阶段。随着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外向型企业凭借比较优势（人力资源等要素成本低廉）参与国际分工而迅速成长，处于产业上游和中游的能源、原材料、重型装备等行业蓬勃发展。在这一阶段，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对重化产品产生了巨大的需求。 GDP目标导向、投资拉动经济的政策、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国有巨型企业的扩张冲动，共同造就了全世界最大的广场、街道、机场、火车站，以及最庞大的高速铁路网络。同时也在钢铁strong>第三个阶段是产业升级阶段。技术创新和体制变革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规模型发展会转变为内涵式、价值型发展。处于这一阶段的企业，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随时面临生灭存亡的挑战和考验，需持续进行技术创新和战略转型，构建基业长青的能力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结构、产业链以及产业生态中占据有利乃至主导地位。这是一次断裂式的转型：成功了，柳暗花明，更上层楼；不成功，山重水复，前景堪忧。许多企业最大的忧虑正在于此。延展开来说，第三阶段对新兴经济也殊为重要。若顺利进行并最终走完这段路程，则基本实现“现代化”；反之，将长期处于徘徊和震荡之中。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通常伴随社会结构、治理方式的巨大变化，从过往历史看，只有少数新兴经济体（如日本、韩国、我国台湾等）能迈过这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