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格林斯坦德:大英博物馆藏西夏文残片( 二 )

它不可能是私人刻本，因此我们可以把它定为西夏学研究院成立后，并假设由于官方印刷机构删减这些活字而造成的。这个版本有三种注，第一种是曹魏魏王，即曹操注解。通常汉地版本有十一种注，典型风格是雕版，虽然较粗糙些，但似乎适合世俗书籍，因此比印刷精美的佛经更为流行。虽然活字印刷被从手稿模具中剔除，但书籍往往被认为是雕版印刷风格。因此，即使关系到整部著作的小残片也可通过西夏谐音字典《同音》以及东方与非洲研究院的杰拉德·克劳森先生手稿的提示帮助下立即被识别出来。遗憾的是，列宁格勒收藏的1132年版本之副本还未发表，因此必须依赖于中原雕版印刷的文书副本。虽然博物馆藏字典残片很少，但是仍可以核查这个副本的准确性。[⑤]
1149-1171年间《西夏法典》(修订版)包括20本书。博物馆藏的一本书封底残角显然就是这类书的编号。复制页面包含有属于西夏省份的地名，如沙州和应州。
那些游牧的西夏人起源于黑水城的一个汉人聚落，可能属于商人阶层。亨利·马伯乐通过研究黑水城汉文文献，在其遗作中说明:A.斯坦因爵士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献目录中第474号文书属于汉人债权人记账的一部分，该年份是13世纪的第1年。编号为K.K.II.0279.nnn的稀见“汉夏历法”进一步证明了汉文化的影响力，它是用汉文表示数字与周期性循环标记，用西夏文表示各列月份。另一份残片同样载有6到12的月份，各列数字由西夏文草书书写。其中一个有趣的特征是用“1”表示“11”，而字符“12”则类似汉人的“腊月”，更为明显的特点是汉字书写方式的规则性，西夏文笔顺明显异于汉字规则，很不利于拙笨的汉字和细腻的西夏文草书作比较。
中亚地区的活字印刷至少有3个世纪了，但在书籍出版史上远不及西夏印刷术重要。[⑥]首先，它代表一个独立的传统，不局限于中原和辽朝对私人印刷的禁令。其次，文本真实性毋庸置疑，可追溯至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如果仅凭大量的封面类型、页面大小和印刷方式判断，我们的佛教典籍一定是当地版本，因此必须分开考察于阗地区出现的杭州西夏文版本。最近日本关于印刷页面的研究表明，每一个字都是由单个方块组成一些模块构成，而不是双页被雕刻在单个木板上。所谓活字印刷和约300年后欧洲使用活字印刷的历程很相似，或许，一些活字印刷的版本将被一些博物馆的残片证明是现存最早的活字印刷书籍。[⑦]
页面尺寸、字符的平均大小和书的版式是多样的，小至一本9×6厘米的册子，大到封面为22×16厘米的宋代流行“蝴蝶装”式样的折页书籍。[⑧]
也许这些离开书籍本身而幸存的封面比书籍本身更重要，尽管它们残缺不全，但是依然保存着蓝色的绸缎和坚硬的函，以及这些残片自身的珍贵价值和时常出现的题款。
西夏文虽然是一种死文字，但几个世纪前可能生活在蒙古、汉人和藏东聚落的西夏人，许多领域的差距只有通过借助这种短暂的文明去学习。这个地区的考古学几乎未有开展，极端干燥的气候将会为发现更多的图书馆带来希望，甚至国家历史档案馆早已逃脱了蒙古人的战火而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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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经典军事著作《孙子兵法》(第25页)的西夏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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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残片包含有可能来自法典的西夏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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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载有6到12月的汉夏历法
注:本文原刊于《大英博物馆季刊》第24卷第3期，1961年，第82-87页，译文刊于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编《朔方论丛》(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年。
[新西兰]格林斯坦德著，王东译，杨富学校
[①]翟林奈(LionelGiles):《敦煌的六个世纪(Six centuries at Tunhuang)》，伦敦，1944年。
[②]科兹洛夫(P.K. Kozlov):《蒙古、安多和黑城(Mongoliya i Amdo i mertvuy gorodKhara-khoto)》，圣彼得堡，1923年，第103页。
[③]斯坦因(A. Stein):《亚洲腹地(InnermostAsia)》，牛津:克拉兰顿出版社，1928年。
[④]聂历山(N. A. Nevsky):《西夏语文学(Tangutskayafilologiya)》第2卷，莫斯科，1960年。
[⑤]聂历山:《关于西夏文字典(Concerning Tangut dictionaries)》，《狩野教授还历纪念·支那学论丛》，京都，1927年。
[⑥]卡特(T. F. Carter)著，古德里奇(L. C.Goodrich)修订:《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⑦]《石滨纯太郎纪念文集》包含有西田龙雄关于西夏数字的研究，现在有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