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狐|如果佛祖和耶稣谈中西方历史差异, 会怎么样呢耶稣

看到题目，大家肯定会想佛祖是东方佛教的最高者，而耶稣是西方基督教的最高者，这两个人怎么可能谈历史呢？小编觉得不放让他们坐下来一桌两席一杯咖啡一杯清茶，开始了东西方关于历史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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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如来佛祖和上帝耶和华算是东西方的代表，姑且不论现实与否，今天我们要谈谈中西方的历史观差异到底在哪里。提起东方特别是我们大中华（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我们自然是骄傲的，从古至今，中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类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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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耶稣肯定有疑问了，你们的历史是真实的吗？佛祖的回家自然是十分真实，或者说千真万确。这就引出了第一点,中西双方的史学程度不同：南宋著名爱国诗人文天祥写了一首正气歌，其中有一句就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是说齐庄公和齐国大臣崔杼（zhu）的老婆郭氏通奸，大臣崔杼一怒之下杀了齐庄公，然后齐国太史公如实记载了这件事，崔杼大怒，杀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也如实记载，都被崔杼杀了。崔杼告诉太史第三个弟弟太史季说“你三个哥哥都死了啊，你难道不怕死吗？你还是按我的要求：把庄公之死写成得暴病而死来写吧”，太史季也正色回答“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你做的这件事，迟早会被大家知道的，我即使不写，也掩盖不了你的罪责，反而成为千古笑柄”。崔杼看到这种情景，自然对太史季无话可说，只得放了他。太史季走出来，正遇到南史氏执简而来，南史氏以为他也被杀了，是来继续实写这事的。这时候除了南史氏，齐国大大小小的史官都抱着书简往齐国首都首都临淄跑，而这些齐国的地方史官也争先恐后的来支持太史季，说我不怕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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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公年长即位后，昏庸无道，残暴荒淫。作为相国的赵盾，一心想灵公恢复霸业，多次劝阻晋灵公为晋国着想。晋灵公却派大力士前去刺杀赵盾。这位大力士认为赵盾是位忠臣，不愿干违背良心的事情；他自杀身亡。之后晋灵公想继续加害赵盾，赵盾不得已逃亡，途中遇到灵公姐夫赵穿并告知一切，赵穿去找灵公评理，灵公竟然想杀了赵穿，赵穿一怒自然杀了灵公，赵盾听到这件事后，返回晋国，把晋灵公的叔叔拥立为王，这就是晋成公。赵盾登上相位后，想知道史官对这件事的评价，于是就把太史令董狐找来，询问他有关情况。董狐把大事记录给赵盾让他亲自去看。赵盾看到上面写着“秋七月，赵盾弑其君”，并且得知这件事在朝廷上已经做了公布。赵盾质问董狐道：“谁都知道，先君不是我杀的，你们这些史官司怎么让我承担罪名呢？”董狐回答道：“你身居相位，曾经逃亡而没有走出国境，回来后又不惩办凶手。这不是你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呢？”赵盾听后叹息说：：“《诗经》上都说‘因为我怀恋君主，所以给自己带来忧伤’。大概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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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的历史那都是绝对真实的，至少字字带血，齐国太史公、汉代司马迁等等，正是有了这些刚正不阿却又满腹才华的史官，才有了现在中国这么完整的历史，当然除中国外一些周边小国学习中国却又没学好，至少没学像，逻辑性太差，自不必赘言。所以有时候我们这种作为大一统为主流的国家很难发自肺腑的去了解这些小国寡民的心态。记得之前阎学通教授说过欧盟领导人关于设想将欧洲变为一个大一统的整体而做的努力，借鉴中国的经验，这个过程自然是漫长的，至少在一定时间内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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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西方，也要讲到第二点，中西双方的基本国情不同，举个例子，记得西方历史特别是十五十六世纪西方世界的巅峰之作，《the art of war》，有名战争与艺术，作者尼可罗·马基亚维利（1469~1527），又译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1469年诞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其思想常被概括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当然他最著名的书还不是这本书，而是君主论，相当于中国的韩非子，这个暂且不谈，这本战争与艺术被誉为十五十六世纪军事理论的巅峰之作，基本内容是什么呢？基本就两件事，一是国家要设立自己的常备军，二就是如果没有常备军就很惨，这种常识性的东西为什么是巅峰之作，很难去理解，相对于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简直让人汗颜，到底为什么呢？其实还是因为当时的亚平宁半岛（还不叫意大利）国家的基本国情，那时的有十几个国家，这些国家相对于比较富有因为商路的开通，生活富有自然没有人愿意去当兵，即使有，也很少，这就有了黑社会也就是雇佣兵的原型，因为没有或者很少有常备军一直到被周边国家蹂躏以后，才发现了这个“历史性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