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国际我生于上海”——一个德国犹太难民家庭的逃亡故事，“1939年 “看

“看，这是我的儿童身份证！”在位于德国柏林东郊一个小镇的家中，索尼娅·米尔贝格尔找出一张贴有她儿时照片的卡片，卡片背面出生日期写着1939年10月26日，出生地是“上海” 。
“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 ”索尼娅告诉采访人员。在她家里，中国元素四处可见：墙上挂着梅兰竹菊壁挂，结婚照上的索尼娅穿着一袭旗袍。而更多的，还是有关犹太人在上海的各种资料和照片。
“如果我没在上海出生，我现在就不会在这里。如果我父母当时没有勇气从德国逃出去，我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 ”索尼娅一一介绍当时的各种文件，讲述了这个犹太家庭的逃亡故事。

文章图片
4月23日，索尼娅·米尔贝格尔在位于德国柏林东郊一个小镇的家中手持她居住上海期间的儿童身份证。新华社采访人员单宇琦摄
索尼娅的父母赫尔曼和伊尔丝·克里普斯来自法兰克福。 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之后的第二周，纳粹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将索尼娅的父亲关进了达豪集中营。当时战争还未全面打响，纳粹还要顾及国际舆论，因此采取了一些看似“自由”的做法，比如准许集中营关押人员与外界通信。
她父亲向她母亲写了一张明信片。索尼娅拿出这张明信片，正面写着集中营有关通信的各种规定，包括必须清楚书写、不能超过15行、只能看集中营管理人员审核的报纸杂志等等。上面还写着寄信人牢房号和收信人地址。在“德意志帝国”的邮票上，盖着达豪的邮戳。

文章图片
这是索尼娅的父亲1938年11月20日从达豪集中营寄给妻子的明信片。新华社采访人员任珂摄
“正是这张明信片，让我母亲知道我父亲还活着以及在哪里。 ”索尼娅说，那时德国开始大规模迫害犹太人，很多人选择逃亡。母亲从其他犹太人口中得知，当时全世界只有上海对犹太人仍然安全。
母亲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堂兄帮她从中国在当地的领事馆拿到一张空白的移民表格。她拿着表格和丈夫的明信片去找盖世太保，承诺将离开德国。盖世太保在关押她两天后，竟然真的释放了父亲。父亲的一个“雅利安”中学同学在一家旅行社工作，帮他们买到了去上海的船票，母亲的父母资助他们船票钱。
索尼娅的外祖父母当时正在等待去巴西的签证，但迟了一步没有出去，最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泰雷津集中营遇害。
克里普斯夫妇坐火车到意大利热那亚乘船。到达热那亚后，为了防止被意大利法西斯抓住送回德国，他们晚上不敢住酒店，而是到一家妓院找了一个房间住下。
1939年3月29日，他们登上了去上海的客船， 4月26日抵达。这时索尼娅母亲已经怀孕四个月。
半年后，索尼娅在上海出生。

文章图片
这是索尼娅在上海居住期间的“儿童身份证”正面。（图片由索尼娅提供）

文章图片
这是4月23日拍摄的索尼娅在上海居住期间的“儿童身份证” 。新华社采访人员单宇琦摄
在德国的家中，索尼娅向采访人员展示了她在上海的出生证明以及家人的一些证件。父母在上海的身份证上有一道黄条，索尼娅说那意味着是犹太人。
为了谋生，索尼娅的父亲先后当过采访人员、翻译，还帮中国商人卖过鸡蛋，母亲则偶尔做些针线活儿。
索尼娅收藏着一个白底红字的袖章，那是她父亲的遗物。袖章上用汉字写着“外国人难民所守望员” ，以及德语的“监督”和英语的“难民营服务”字样。这是在日本占领时期，难民在营区里自治维持治安时佩戴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