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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读过几年私塾,蒙师是我们邻村的范二先生。
我听祖母说过父亲因调皮被范二先生用戒尺打肿手掌的事。祖母说父亲将《三字经》改编成“人之初,性不善,烟袋锅子炒鸡蛋;先生吃,学生看,撑死这个老混蛋”。
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我无法想象威严的父亲竟然也是从一个顽皮少年演变过来的。
在我参军离家前近20年的记忆中,父亲可敬不可亲,甚至是有几分可怕的,其实他轻易不打人骂人,也很少训斥我,但我说不清楚为什么要怕他。
记得我与伙伴们一起玩闹时,喜欢恶作剧的人在我背后悄悄说:“你爹来了!”我顿时被吓得四肢僵硬、脑子里一片空白,好大一会儿才能缓过劲来。
不仅是我怕,我的哥哥姐姐也怕。不仅是我们怕,听姑姑说,他们那一代人,我的那些堂姑、堂叔也都怕,我听说姑姑说她们年轻时,姐妺们在一起说笑,听到我父亲远远地咳嗽一声,一个个立即屏气息声,等我父亲走了才慢慢活泼起来。
曾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为什么那么怕父亲,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我也曾经与两位兄长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搜索我的童年记忆,父亲也曾表现过舐犊之情。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炎热的中午,在家门口右侧那棵槐树下,父亲用剃头刀子给我剃头。我满头满脸都是肥皂泡沫,大概有几分憨态可掬吧,我听到父亲充满慈爱地说:这个小牛犊!
还有一次是我十三岁那年,家里翻盖房子,因为一时找不到大人,父亲便让我与他抬一块大石头。父亲把杠子的大部分都让给了我,石头的重量几乎都压在他肩上。当我们摇摇晃晃地把石头抬到目的地时,我看到父亲用关切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并赞赏地点了点头。
近年来,父亲有好几次谈起当年对我们兄弟管教太严,言下颇有几分自责之意。我从来没把父亲的严厉当成负面的事。如果没有父亲的威严震慑,我能否取得今天这样一点成绩还不好说。
其实,父亲的威严是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的,他在私塾里所受到的教育确定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他轻钱财,重名誉,即便在读书看似无用的年代里,他也一直鼓励子侄们读书。
我小学辍学后,父亲虽然没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很着急。他曾给我在湖南一家工厂的子弟学校任教的大哥写信,商讨有无让我到他们学校读书的可能。
在上学无望后,父亲就让我自学中医,并找了一些医书让我看,但终因我资质不够又缺少毅力半途而废。
学医不成,父亲心中肯定对我失望,但他一直在为我的前途着想。有一次,他竟然要我学拉胡琴,起因是他去县里开会期间看了一场文艺演出,有一个拉胡琴的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叔叔年轻时学过胡琴,父亲帮我把那把旧琴要来并要叔叔教我。虽然后来我也能拉出几首流行的歌曲,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1973年8月20日,我到县棉花加工厂去当合同工。我之所以能得到这份美差,是因为叔叔在棉花加工厂当会计,这当然也是父亲的推动。
我到棉花加工厂工作后,父亲从没问过我每天挣多少钱,更没跟我要过钱。每月发了工资我交给母亲,交多交少,母亲也不过问。
现在想起来,我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期间,家里穷成那样子,母亲生了病都不买药,炕席破了都舍不得换,我却图慕虚荣买新衣新鞋,花钱到理发铺里理大分头,与工友凑份子喝酒……挥霍钱财,真是罪过。
后来,我从棉花加工厂当了兵,当兵后又提了干,成了作家,几十年一转眼过来,父亲从来没问过我挣多少钱,更没跟我要过钱。
每次我给他钱,他都不要,即便勉强收下,他也一分不花,等到过年时,又分发给孙子孙女和我朋友的孩子们。
1982年暑假,我接到了部队战友的一封信,告诉我提干命令已经下来的消息。我大哥高兴地把信递给扛着锄头刚从地里回来的父亲。父亲看完了信,什么也没说,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咕嘟咕嘟喝下去,扛着锄头又下地干活儿去了。农村青年在部队提成军官,这在当时是轰动全村的大事,父亲表现得那样冷静,那样克制。
我写小说三十多年,父亲从未就此事发表过他的看法,但我知道他是一直担着心的。他不放过一切机会地提醒我:一定要谦虚、谨慎,看问题一定要全面,对人要宽厚,要记别人的恩,不记别人的仇。
这些几近唠叨的提醒,对我的做人、写作发挥了作用。
父亲经历过很多事,对近百年高密东北乡的历史变迁了如指掌,他自身的经历也颇有传奇色彩。但他从来不说,我也不敢直接去问他。只是在家里来客,三杯酒后,借着酒兴,父亲才会打开话匣子,谈一些历史人物、陈年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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