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始形成于夏朝，西周时期“华夏”成为自觉意识( 二 ) 美国|中国|袁天罡|女人|预言

对此，刘起釪先生做了很好的研究。在现在的陕北方言中，“下”、“吓”等字读作“（ha）”，声母与“华”字的声母完全相同，同属于古音中的匣纽，这也可为“夏”、“华”二字古音相同的旁证。
关于“华夏”合称的问题，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华夏’必为‘虞夏’之转写。遗憾的是，在现存古文献中，我们还没有查到以二词互换之例。” 在先秦文献中，确实有“虞夏”二字连用的情况，但都是作为“虞、夏、商、周”四朝来使用的，都指前后相连的两个朝代，绝无用来指称一个民族的。
从历史上，有夏人、商人、周人、汉人、唐人，或者夏族、商族、周族、汉族这类族称的叫法；也有夏朝、商朝、周朝、汉朝、唐朝、宋朝等朝代的叫法；但作为族称，绝无“夏商人”、“商周人”、“汉唐人”、“唐宋人”，或“夏商族”、“商周族”、“汉唐族”、“唐宋族”这样的叫法，所以作为民族称呼的“华夏”联称不应该是由作为朝代联称的“虞夏”之转写。
在这点上，还是刘起釪先生的意见更合理。略作补充的是：作为一种族称，最初大概只称“夏”和“诸夏”之类，后来用“华”来形容“夏”，结果就出现了形容词的“华”也可以作为名词单独使用而指称“夏”，这样夏与华同义，并可以互文，相互替换，这时候的“华夏”复词也就变成互为形容的一个名词。所以，在华、夏、华夏、诸华、诸夏这类华夏民族的称呼中，夏、诸夏这样的称呼是最基本、最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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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为何把周族说成是“我有夏”、“我区夏”？刘起舒先生的解释是:“历史的真实是，周族的族系渊源确系沿自夏族，而且更可上溯源自姬姓的黄帝族。” 这是主张周与夏在族源上有关系。对此，沈长云先生认为，“一些人惑于两个‘有夏’名称的相同，或认为周人出自夏人的后裔，是不符合《尚书》的本意的”。
“周人自称为‘夏’……不是只表现自己这个‘小邦周’, 而是表现以周邦为首的灭商部落联盟”。我们说，在《尚书》的《君奭》、《立政》、《康诰》诸篇中，周人自称“我有夏”是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里的“有夏”或“区夏”不是部族的夏而是民族的夏。部族的夏是指在夏王朝尚未建立之前鲧禹时的夏族，以及夏王朝建立之后王朝内部以夏后氏为主的姒姓部族集团。
民族的夏是指夏王朝建立之后，既包括姒姓的夏后氏部族，也包括子姓的商部族、姬姓的周部族等王朝内的众多部族的民族共同体，所以民族的夏就是华夏民族的意思。部族的夏有血缘血统上的局限，而民族的夏超越了这种局限，以大文化为纽带。这种以文化为血脉的民族的夏，是夏商周三代正统之始，正统之源，对于刚刚灭商不久的周来说，当然要高举着它，打出“我有夏”、“我区夏” 的旗帜，以示“文王受天有大命”、周人“天授王权”的合法性。
“华"、“夏”、“诸夏”、“诸华”、“华夏”这一系列的民族称呼，凸显了华夏民族的形成始自夏代。换言之，华夏民族就是夏民族，它与考古学界以前所谓“夏文化”的夏民族不是一回事，它是夏王朝内包含了夏部族、商部族、周部族等众多部族在内的民族，它以夏代多元一体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为基础。
在某些时候，国家可以视为民族的外壳或民族聚合的一种形式。夏、商、周三代复合制国家就是华夏民族的外壳，是复合制国家机制促使了以华夏文化为纽带、为血脉的华夏民族的形成。
以上我们通过对华夏民族称呼的追溯，得出华夏民族的形成始自夏代这样的结论。也许有人会问为何在夏商时期看不见有这种称呼呢? 笔者以为这就属于“自在民族”与“自觉民族”的差别。所谓“自在民族”就是民族意识还处于朦胧、潜在状态的民族；自己作为一个民族已经存在，但自己还不知道，还没有完全意识到。
夏、商时期的华夏民族就是这样的状态。到了西周时期，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化得到进一步的扩充和发展，民族文化中的礼仪制度、典章制度，也更加完善，民族意识也开始显现，这才使得周人自称“我有夏”，以夏为正统。再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复合制国家结构名存实亡，礼仪征伐不出自天子，天下处于混乱状态，在本民族共居之地时不时地出现异族的人们，这才产生“华夷之辨”思想，它强调了华夏民族的一体性。
华夏民族的形成始于夏王朝的另一证明是，在字义训诂中，“夏”也指“中国”。《说文》:“夏，中国之人也。”《尚书·尧典》“蛮夷猾夏”，郑玄对“夏”注解也是指“中国”。《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失华夏”，《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在周初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中国”是指成周洛邑（在今河南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