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陈布雷：蒋介石首席大秘，为何最终选择自戕？(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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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和民国政要所以从政后的陈布雷“名字不愿见报”与之前判若两人， “过去他与一般报人一样，也能喝几杯酒，也打几圈牌，他主持商报的笔政，也有许多交往的人，但是这么一个豪爽的人，负起侍从室的职责，掌管蒋委员长的机要，一改过去豪放的生活，此后的他为人处事，非常谨慎,非常严肃"(陶希圣语）这一点与雍正身边的文字大秘书张廷玉非常相似。 ”低调谦和的性格，在其子张廷玉身上得到了生动延伸。在朝期间，他从不谋取私利，后来的乾隆皇帝也夸奖他“风度如九龄” 。他平日里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办事较为公正，没接到过对他任何的贪渎指控。做主考官时，有人通过关系想要打通他做一点照顾，用细微言语进行探视，张廷玉用一句诗做以回绝：“帘前月色明如昼，休作人间暮夜看” 。不仅性格低调，而且在政治嘈杂的环境中，他秉承“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底线，并且“终身诵之”当作立身圭臬。在朝中多年“无一字与督抚外吏接” ，张廷玉如同雍正帝的密码箱，除了雍正本人，任何人都不能得到关于帝国的一丝机密。陈布雷虽然置身民国权力漩涡之间，但是由于品行清高，自律廉洁，不屑与污浊官员为伍。值得一提的是， 1927年大革命转向失败，郭沫若曾因写了反蒋檄文被通缉流亡日本，抗战期间有意回国抗日，陈布雷不顾一切地劝说蒋介石，最终让郭沫若得以回国，由此让郭沫若对他也非常感激。三、陈布雷的悲剧，虽然屡次受到知遇，却未能找到心灵的寄托，当败局已定时，唯死报答赏识他的人。从1931年8月蒋介石下野到1934年4月，陈布雷二度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在此期间，蒋介石多次表达了“实需如君者在余之左右” ，要他只是在教育厅厅长上挂个名头，或者叫秘书代其行事， “总之盼其能来此相助。 ”对于这种知遇陈布雷在内心来说是感激的，虽然说新知识分子，但陈布雷的心里颇有古代知识分子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结。尽管遇到了赏识他的人，但是显然陈布雷不适合从政，甚至这种文胆工作进一步导致了他的抑郁加重。 1931年，他在南京， “意常不乐，每思隐退，重做采访人员，或教书自给。 ”显然他的内心一直是流浪着的，他并不喜欢这种高处不胜寒的政治人生。由于始终心绪不定，他连房子都不想租，而是住在旅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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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书法尽管内心并不快乐，但是对于蒋介石对他的认可，他始终是感激不尽，愿效犬马之劳的。 “从一而终” 。抗战时期，他在写给《大公报》王芸生的信中说:“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 ”这里面有着说不尽的绝望与凄凉。从工作强度和难度来看，做蒋介石首席幕僚确实不好干，原因主要还是蒋介石要求相当高，对于这样的人也是非常难伺候。陶希圣的回忆文章中说:“陈布雷起草的每篇文告，意思都是蒋介石的，蒋对于文告修改再修改， “至少两三次易稿，至多有十八次易稿之事。 ”为此陈布雷“竭尽了脑力和精力。 ”对于一个曾经下笔潇洒，倚马可待的横扫文坛笔杆子来说，陈布雷的创作也陷入了某种瓶颈。有些时候，如果不是按照授意，完全自己发挥，这样的文章写起来酣畅淋漓，气势纵横。相反那些强迫、硬编的文字不知耗费了他多大精力，甚至加重了他的抑郁症。中当不能更详心于此，福幅重长而个见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也。相反，那些强遇、硬编出来的文字，比如《西安半月记》，不知戳断了多少毛笔，熬断儿几许青丝，文章更是干枯，不堪卒读。 1937年春天，蒋要他写本《西安半月记》，他本来随蒋住在奉化溪，却怎么也写不下去，蒋于是让他到杭州去写。在里西湖新新旅馆包了一个房间，在这里，他常常难以下笔，心情烦躁，经常将笔头戳断，掷笔长叹。他在日记中说:“每当与家人游荡湖山，方觉心境略为怡旷，但接侍从室公函。辄疑忽忽不乐也。 ”、“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与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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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和儿子然而尽管如此，陈布雷依旧尽心尽职，压制内心的苦闷，全力报效蒋介石对他的器重。在给张治中的信中他将自己对蒋的图报写了出来:“弟自二十四、五年（1935——1936）以来，给事于领袖左右，平日谢绝一切酬应，屏绝一切家事。区区愚忠，无非欲腾空此身，睥将全部时间，自早至午夜，全国领袖支配……然二十六年（1937）以来，观念一变，已不复顾及自身之劳役与荣辱，乃至于健康。 ”对于这种勤勉，张道藩在《纪念陈布雷》一文中给予了佐证。 “总裁未就寝钱，渠不肯就寝，总裁已起身时，渠必兴起。午后必至总裁休息时，渠方敢轻松稍事休息。 ”陈布雷对于国民党一直抱有希望，甚至在1947年6月，陈布雷在南京对《文汇报》的朋友说:“我们国民党的举措的确不能尽如人意的，但是，再腐败，我看至少二十年天下总可以维持的。 ”显然他的预判是错误的，而在此后的一年，精神越来越差。 1948年10月下旬，陈布雷的儿子陈过出国前夕，向父亲告辞，只见父亲精神颓丧，头发蓬乱，形容枯槁，语音低微，哀叹着说:“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变义如此，此时此刻，最高当局却要我写一篇《总体战》的文章，这叫我如何落笔啊!”11月12日夜， “油尽灯枯”的他在南京黯然自杀前夕，留下了10封遗书，将公事、私事交代得清清楚楚一丝不苟。在给他夫人留下的遗嘱中说:“我的躯体不值一钱，草草为我斥窕，即在南京薄埋之，千万勿为我多费财力也。 ”此外，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表示“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示承当，以期无负教诲。 ”并表示自己的自杀选择出于“忧国、忧己” ， “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 ， “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 ”对于陈布雷的死，当时和后世进行了大量解读，其实都是过度而已。真正让他死的是一种传统知识分子的单纯寄托与绝望。首先陈布雷身体确实严重因文字透支“有时虽在病，为了写一篇文章，想一个问题，宁可终日不食，终夜不眠。 ”此外这个人对自己的约束力非常严格，除了之前所说的个人纪律规范外，他的个人生活相当简朴，平时用餐大多是青菜、萝卜之类。有一次，做菜的师傅擅自买了2斤甲鱼，因此陈布雷认为太浪费而将其辞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