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烽烟正十年」国民党王牌军长跳河自杀，结果还是当了俘虏，淮海战役全军覆没 1948年11月23日

1948年11月23日，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 11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在安徽宿县马围子、杨庄、双堆集、许庄地区，完成了对一支国民党军精锐主力部队的包围。这支国民党军部队，就是从奉命从河南确山、驻马店地区出发，增援徐蚌战场的，由黄维担任司令官的第12兵团，下辖第10军、第14军、第18军、第85军和第4快速纵队，共计12万人。
其中第18军（即原整编第11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作风顽强，属于头等主力部队，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下辖第11师、第49师、第118师。该军军长本由兵团副司令官胡琏兼任，黄维在27日的突围失败后，于29日作出人事调整，胡琏免兼第18军军长，由副军长杨伯涛升任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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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野战军对黄维兵团达成合围之后，采取掘壕前进，近迫作业的壕沟战术，一道道交通壕犹如长龙一般从四面八方伸向国民党军阵地前沿，形成无数绳索，将其紧紧捆住；然后利用夜暗，机动兵力进入冲击出发位置，在炮兵火力配合下，于近距离发起突然猛烈的冲锋。这就大大降低了部队在敌人火力下运动时的伤亡，同时有效减少了国民党军的火力优势。
在战术方面，面对解放军的近迫作业，火力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在兵力方面，伤亡一个，就少了一个，人员无法获得补充。第12兵团完全陷入了被动挨打、士气低落的绝境。再加上军中早已传遍第7兵团在碾庄全军覆没，司令官黄百韬被打死的消息，不少人意识到这次恐怕在劫难逃，免不了重蹈黄百韬兵团的覆辙， “死守”也就是“守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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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奉蒋介石的命令，率领李弥、邱清泉、孙元良3个兵团30万人放弃徐州向西南方向撤退，企图经萧县、永城南下至蒙城、阜阳地区，攻击中原野战军侧背，以解黄维兵团之围。黄维和手下的军长、师长们听到这个消息，精神为之一振，认为只要杜聿明集团抄了解放军的后路，自己再全力向西攻击，凭借东西夹击的态势，就能打开局面，转危为安。
可是这个幻想很快就被现实碾得粉碎。杜聿明集团走到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陷入了华东野战军的重围，遭遇了和第12兵团同样的命运。黄维等一干将领突围的白日梦惊醒了，动摇情绪大为增长，意识到这回真的是要完蛋了。如第10军军长覃道善先是打电话问第18军军长杨伯涛，还有什么办法？后来见面时二人又相对苦笑，连声说，我们完了，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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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则是抱着死里求生，拉队伍逃跑的想法。如第18副军长兼第11师师长王元直，有一天到双堆集军部面见杨伯涛，问他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王元直认为，呆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 18军眼下的兵力还有2个师（第49师已于25日被消灭），还有冲出一个缺口突围逃出的可能。杨伯涛虽然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但他又顾虑撇开黄维和几支友军单独打出去，兹事体大，在道义上，职责上都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因而没有表示同意，只是说：“我们服从命令，活一天干一天吧。 ”
还有一种是想同解放军暗通款曲，接洽投降。一来可以保全性命，二来可以借机讨价还价，要求解放军给个名义地位。如第118师师长尹钟岳，曾交给杨伯涛一封解放军派人送来的信。信中分析形势，陈说利害关系，劝告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保证生命安全，并要求架设电话线，直接接洽投降办法。尹钟岳是第18军的老人，他能接待解放军信使，并且把劝降信转给杨伯涛看，这在第18军的历史上是异乎寻常的事情。连他都动摇了，足以说明形势已经到了危急关头。但杨伯涛不为所动，对尹钟岳说：“第18军从江西第三次围剿起，就和红军作对，结下了血海深仇，我们若落到解放军手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绝无饶恕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