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卜键：皇太极所得“传国玉玺”考绎( 二 ) 公元1635年

喜得玉玺的影响在受玺仪式后持续发酵，尤其那些在后金任职的明朝降将表现积极。都元帅孔有德自前线送来奏章：“自古受命之主必有受命之符，昔文王时凤凰鸣于岐山，今皇上得传国宝玺，二兆略同。此宝实非寻常，乃汉时所传，迄今两千余年。他人不能得，惟我皇上得之……”同一天还收到总兵官耿仲明上疏：“天赐宝玺，可见天心之默佑矣。惟愿蚤正大统，以慰臣民之望。 ”至此，这块玉玺已被渲染为“历代传国玉玺”、“历代帝王之宝”、“镇国传世之宝”和传承两千余年的汉代宝玺。果真如此吗？不。
三、宝玺不应是元顺帝遗落之物
此玺当然是一块分量很重的皇家玺印，它的真实出处和流播过程都很值得研究。但由于政治目的，一出场便被添加了太多的祥符色彩。
首先它不应叫做传国玉玺。传国玺者，一般特指秦始皇时所制“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宝玺，用蓝田白玉，一说用和氏璧，李斯书篆。秦亡，子婴献于刘邦，与那柄斩白蛇起义的剑并称汉家二宝，所谓“玺剑”是也。后来此玺与时隐现，演绎了一连串的历史故事，也衍生出“受命于天，皇帝寿昌”、“受天之命，既寿永昌”等不同版本的仿品，各有起讫，事详《万历野获编?秦玺始末》。明清两朝仍有上献传国玺之事，当时帝王都没太当回事儿。
其次，孔有德称其传自汉代，属附会之浮辞。《文献通考》载汉代除传国玺外，继承了秦始皇创制的“乘舆六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且秦汉以至于隋皆称为“玺” ，未见以“宝”名之者。唐朝武后间“改玉玺为宝” ，略经反复，至玄宗天宝十载（751年）定制“天子八宝” ，除神宝、受命宝之外，其他与汉六玺名色相同。降至两宋宝玺，旁及各少数民族政权，城头变幻大王旗，尚未见谁家皇玺中有“制诰之宝”的记述。
哪一个王朝没有祥瑞故事？又哪一个祥瑞故事不充斥着荒诞夸张呢？那只执著的山羊显然有几分怪异，而将玉玺的价值极度夸张，更是当事者所乐见乐为。这颗偶然被发现的玉玺，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国玺，也不宜宽泛名之为传国玉玺（如秦汉“乘舆六玺”、唐“天子八宝”），是不是元顺帝宫中旧物，亦颇有几分可疑。《元史?舆服二?崇天卤簿》中“金吾援宝队”项下，详述八宝之排列，仅以“传国宝”代替“神宝” ，其余与汉唐无异。史载元顺帝当仓皇溃败之际，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向他讨要国玺，愿代以支撑危局，顺帝以“天命有在”拒之。而在那个逃离大都皇宫的黑夜，他也没忘携带帝国的象征——宝玺，甚至还带走了元宫收藏的前朝玉玺。
明洪武三年（1370）四月，饱尝皇位艰辛的元顺帝病逝于应昌，这是一个距上都开平（时已为明军残破）不远的小城，徘徊不去，想见其仍抱着复国的梦想。明左副将军李文忠不久即引兵杀至，元室的皇孙、后妃、诸王和众大臣多被擒获，大元宝玺随此一役没入明宫。仅数十骑从皇太子脱逃，惊惶之下怕也只顾性命，一直逃到遥远的和林。
今未见元朝宝玺的实物流传，然以清朝玺文体式推想，大约也不会只用汉字。元代设蒙古翰林院， “掌译写一切文字，及颁降玺书，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文字副之” ，可证其对蒙古文的重视。而《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中录元“皇帝之宝” ，玺文由八思巴文、汉语、梵文组成。 “制诰之宝”不见诸历朝宝谱，也未被列入元朝宝玺，顺帝或臣属又怎会独独将此玺埋于草丛呢？
四、关于玉玺来历的推测
这块被称为传国玉玺的“制诰之宝” ，究竟来自何方？
笔者推测应是大明宫中之物。因为只有在明朝前期“十七宝”和嘉靖后增补的“二十四宝”中，始有“制诰之宝”的明确列入。我们看清廷收藏的明代玺印，中有一枚“制诰之宝” ，玺文结体，行款格范，与此玺颇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