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又来预言了( 三 )


福山的全球治理失败论我基本赞同,我也专门撰写过《俄乌战事如何折射全球安全治理困境?》(中新社“东西问”专栏) 。二战后的联合国体制,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制度,是建立在“大国一致”基础上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有“一票否决权” 。这就决定了安理会治理能力的限度:只有大国一致才能有实质性决议和行动;如果大国分裂,相互否决,就只能瘫痪无为了 。
这一制度架构当然是有局限的,但也是现实主义的,因为世界政治的真相是大国协调共治,安理会只是落实共治方案,如果无法协调成功则大国之间的利益斗争仍未结束,就只好交给大国反复直接地斗争和妥协,直到达成最终解决方案 。纵观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历史,重大国际争端之解决都是循此先例 。
福山也同时认为在俄罗斯崩溃失败前无法通过外交谈判解决 。福山入戏太深,将乌克兰战争当作“三战”处理,等着确认俄罗斯的战败国地位之后再谈外交媾和与国际法解决方案 。但俄罗斯战败只是一种主观推测,而外交谈判一直在多种渠道展开 。
对乌克兰而言,如果进一步确认西方的虚伪和利用意图,以及国土焦土化及国民难民化的长期危害性,求和之心必然占据主导 。福山对乌克兰问题的外交解决和协调解决的前途看得太悲观,是对当代国际事务与地缘政治现实失察的体现 。
由于制裁和反制裁带来的能源、市场和安全危机,欧盟立场已有松动,美国盟友体系并非铁板一块,全球经济受损面与日俱增,外交谈判和国际法解决方案是值得理解和追求的,而且大概率很难以俄罗斯战败为前提 。
但美国如果一味捆绑西方盟友并蛊惑乌克兰焦土抵抗,和平必然迟来,灾难却是各方的,美国最终也很难置身事外 。要结束的是北约东扩,要实现的是安全相互保障,要保护的是乌克兰和平与稳定,要制度化确立的是俄罗斯与北约的长期安全保障法律架构 。
当然,即便乌克兰问题得到制度化解决,俄罗斯也必然会成为西方长期的“他者”,而俄罗斯也不得不走上民族复兴的“普京主义”道路,不可能重回休克式融入西方的“叶利钦主义”道路 。而随着乌克兰问题的制度化解决,21世纪的国际法秩序或有新的增量和规范性成长 。
第四,代理战争正确论和自保战争论 。
这涉及文章的第5点和第6点 。福山认为美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间接战争策略和代理战争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美国拒绝派出地面部队直接参战,而是采取全面制裁、大规模军事援助、外援志愿军团和情报系统支持等方式介入 。对核大国而言,军事力量之间直接交战就是新的世界大战了,而间接战争和代理战争可以留有回旋余地,根据利益需要随时调整具体立场和政策 。泽连斯基一直在呼吁西方直接参战,并以政治悲情渲染和道德绑架,但拜登保持了基本的战略清醒,拒绝了激进的直接参战,也拒绝了禁飞区计划 。
福山判断北约军队已接管乌克兰军队的情报系统,这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正因为这不是乌克兰的孤军奋战,所以福山的俄罗斯必败是建立在北约深度介入基础上的,北约的强大军事援助系统是福山信心的终极来源 。
但与间接战争和代理战争相应的是,乌克兰至少在战争形式和直接牺牲上必需承担“自保战争”及其巨大牺牲,即无论外援力量多么强大和深入,战场上的主要作战任务还需要自己去完成,乌克兰必需依靠自身的英勇无畏打败俄罗斯军队 。
这种“间接-代理-自保”式的战争模式,是乌克兰战争的现象全景,也是西方与俄国、中国之类大国展开极端对抗的“最后理性”的形式 。因为再向前迈进一步就是世界大战甚至核战争了 。俄罗斯宣布核武装处于战备状态以及不能保障与北约之间不发生意外,是在以国家终极实力为北约战争介入行为划定底线和红线,也是对上述“最后理性”的回应性保障 。
泽连斯基不懂大国之间战争的“最后理性”,可能给乌克兰带来进一步的损害和混乱 。福山也意识到这场战争给乌克兰带来的代价是巨大的,但他根本没有兴趣讨论如何减少代价以及如何补偿乌克兰的战争损失,而是坚定站在美国政府立场鼓励乌克兰抵抗到底,不惜任何代价 。

福山又来预言了

文章插图
第五,教训中国论和以武拒统论 。
这涉及文章的第9点和第10点 。福山论述不可能遗漏中国,就像美国任何政治辩论和战略分析不可能遗漏中国一样 。福山认为俄罗斯冒进及其战败风险是给中国的一个教训,而乌克兰的英勇无畏是给台湾的一个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