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汪郎TB@终究是负了仁宗，负了大宋，清平乐下不清平：仁宗朝的重臣韩琦( 二 ) 一部《清平乐》

正因为如此，积贫积弱的大宋急需改革，以摆脱来自内外的忧患。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开始了大宋历史上的第一次革新，时任枢密副使（类似国防副部长）的韩琦以军方的身份成为改革派中的重要一员。
此时的韩琦，无论是在文官之中，还是军方，资历都很深，这一年，他才三十六岁，就已经享受着大宋副部级待遇。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新政在守旧大臣的攻击下以失败告终，韩琦被污为“朋党” ，但因为赵祯本人的仁厚和保护，他没有遭到政治清算，反而以安抚使、大学士的身份治理地方。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五十岁的韩琦被赵祯召回东京，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俗语中的宰相，嘉祐六年又被赵祯赐于仪国公，一时殊荣至极。
可以这样说，韩琦自十九岁高中进士之后，他在大宋留下的名声和足迹，大都是在仁宗赵祯的领导下完成的，如果没有赵祯创造的一个宽松的文治环境，韩琦的成就能有多高是个未知数。
对于赵祯而言，这位比自己大两岁的臣子，实际上也是伴随自己一路成长起来的人。
无论是最初的谏官，还是自己最后给予他的宰相之位，韩琦在事实上已经是他统治下的大宋权力中枢中的重要成员。
然而，谁又能想到，赵祯驾崩之后，韩琦却负了赵祯。

文章图片
庆历新政下的宋朝士大夫
2、负了仁宗
赵祯这一辈子最难以释怀的事，汪郎以为是无子（三个儿子都早夭了，女儿是多，但无法继承皇位），这在皇权时代的男尊社会里是最大的不幸！
有皇位需要继承，但继承皇位的不是自己的儿子，平心而论，宽仁了一辈子的赵祯，其内心的痛苦恐怕是那些他同时代有儿子的人无法感同身受的，站在这个角度来说，他虽贵为帝王，却远不如寻常百姓家。
当然，对于古人来说，身后无子，从宗族之中过继一个儿子来继承家产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但这有一个前提，即：养子只能以养父养母为自己的血系宗脉，并写入族谱，世代传承下去，不能继承了家产后翻脸无情，反而要认回自己的生父生母，这对于逝者来说太过于残忍。
不幸的是，宋仁宗赵祯驾崩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他的养子名叫赵曙，即历史上的宋英宗，而赵曙的生父濮王赵允让，小时候被真宗赵恒收为养子，赵祯出生后又回到了生父身边，是仁宗赵祯的堂兄。赵曙登基时，他早已不在人世间了。
也就是说，赵曙的养父、生父都已经归天，但作为大宋的皇帝，他想抬高生父赵允让的名分，将自己的生父赵允让称为“皇考” ，但这违背了大宋君臣、百姓都要遵守的社会道德契约。

文章图片
宋英宗画像
赵曙毕竟是以赵祯的儿子身份继承了大宋王朝，按照当时的伦理道德，赵祯就是他的“皇考” ，生父赵允让只能是“皇伯” ，何况皇宫之中，仁宗的皇后曹氏（此时已经为太后）还活着。
对于这一点，其实并没有任何质疑之处，赵曙想要这么干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对于民间而言，赵曙的这种做法其实已经破坏了既定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
但问题就在于，他得到了宰相韩琦的支持。
治平元年五月、治平二年四月，韩琦先后两次主动提出这个礼法的问题，支持赵曙将生父赵允让称为“皇考” ，由此引发了百官们之间的争论，使得庙堂之上迅速分成了两派，历时十八个月之久，才以韩琦为首的实权派获胜，史称“濮议之争” 。
当然，我们是无法去评论韩琦的对与错，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可以将韩琦此举看成是他对封建守旧那一套的蔑视，毕竟是参与过庆历新政的人，敢于挑战世俗的礼教，敢于对已经成型的理学发起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