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杨新继而提出这些画像采用了真实人物作为模特,但我以为这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不能改变胤禛本人称这些画像为“美人”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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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禛围屏美人图》之“展书”及其细节
另一需要澄清的问题关系到画中女子的服饰。目前对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她们所穿的是当时的“汉装”,另一种则认为她们的穿着“其实是清人所谓的‘古装’”。在我看来两种看法都有道理,但也都不完全正确。
首先,如果与当时的“满装”相比而言,她们的装束确实是“汉装”。但如果与当时汉族妇女的服装样式相比的话,她们的装束又不尽相同。在讨论《桐荫仕女图》时我们谈到,清初汉人女子服装的特点包括装饰繁缛的打褶裙和领下所戴的云头或柳叶披肩。
这两个特点在《围屏美人图》中都不存在,但却见于故宫藏《胤禛行乐图》中的一幅称为《胤禛与福晋、格格》的写实肖像画中。
胤禛出现于画中的圆窗内,头上编辫,身穿蓝色长衫,完全是日常生活中的打扮。
站在他一侧栏杆后的两位女性均穿典型旗装,头上戴钿子,身着通体长袍。
屋前靠左的一位女性身着齐膝长背心,下露百褶裙,领下戴柳叶披肩——这是当时的典型汉装。
她旁边的一位则是满汉结合,虽然按照满族习惯头戴钿子耳饰三钳,但又穿着上加云肩的汉式披风。这张画中的汉装服饰与《燕寝怡情图》中所绘一致,而与《围屏美人图》中女性的服装相当不同。
后者穿无褶长裙和广袖对领上衫,腰间系带和荷包,我们因此不能认为这是当时汉族妇女的确切服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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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胤禛与福晋、格格》,故宫博物院藏
但我们也不能把这种服饰看成是真正历史上的古装。上文谈到,在明代甚至更早,仕女画和美人画中已经发展出相对固定的美女模式,所穿服装汇集了各代样式,因此也超越了任何特殊时代。
《桐荫仕女图》和《围屏美人图》都是这个艺术传统的产物。与满族服饰相比,这些画中的美人穿戴可以说是广义上的“汉装”;但与当时汉族妇女所穿的服装相比,则可以采用扬之水的说法,将其形容为“集萃式的可以适用于各个时代的‘古装’”。
这种混合的“时态”在《围屏美人图》中不但反映在服装的样式上,也在室内装潢中得到充分表现,如屋内的摆设和美人的玩物包括有三代彝器、汉唐古镜、宋明书法,直至最新式的西洋怀表、自鸣钟和浑天仪。
这些女性因此既不是历史人物也不是当代现实形象,而是超越古今的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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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秉贞《桐荫仕女图》,故宫博物院藏
澄清这两个问题之后,我们可以进而探讨胤禛对这些美人图设计制作的亲身参与,以及这些图像透露出的他与画中美人的想象关系。
最能证明他实际上参与了这套图画的设计和创作的证据,是他在画中留下的书法和钤盖的印章。这些“画中画”般的书法作品出现在四幅图中,除了上面谈到的“把镜”和“展书”之外,还有“持表”和“赏蝶”两幅。
在审视这些书法的文字内容以前,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些题字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它们都被设计为室内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书写在“把镜”中座榻之后的立屏上和“展书”中墙上的叶形贴落里,在“持表”和“赏蝶”中又分别被设计成黑底泥金书条幅和大字对联。
设计者费尽心思表明这些题字属于画中的建筑空间而非一般绘画上的题跋,因此或显示一幅书法的局部,或以花瓶和其他什物遮挡其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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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禛围屏美人图》之“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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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禛围屏美人图》之“赏蝶”
就作者身份来说,雍正不仅是诗的作者,也实际参与到画屏的创作中。
虽然画中的美人及其他图像为清宫画师所绘,但所画闺房里的书法作品差不多都是雍正亲笔题写的,包括两卷诗轴及米芾、董其昌名作的临本。
因而,雍正既是这些画的赞助人,又是联手合作的艺术家。作为赞助人,他授意绘制画屏,并将其安放在其别墅之内;作为合作的艺术家,他将自己的书法融入图像的整体设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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