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言■除了武力削藩，唐代皇帝为何将希望寄托于刺史？，面对藩镇割据安史之乱爆发后

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央军队一触即溃，唐朝廷只得调用西北旧有藩镇（以郭子仪等率领的朔方军为代表），来作为平叛的主力，同时在中原大州要郡，广设藩镇，以牵制安史叛军，再辅以“悉原其罪，超予封赏”的招降政策，费了八年的时间，终于将这一场叛乱平定。
安史之乱虽然被平定，但不论是旧有藩镇，还是中原新设的许多藩镇，随着平叛战争的推进，其势力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安史降将又逐渐恢复元气，形成了新的藩镇，盘踞于河朔一带。大唐帝国刚走出安史之乱的泥潭，便又陷入了藩镇割据的深沼，挣扎了百余年，终于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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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百余年中，唐朝中央一直在寻找方法，试图解决藩镇问题。在德宗建中初年，以及宪宗元和时代，都发起过大规模的削藩战争。武力削藩——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削藩方式。
但由于唐中央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只能依靠藩镇去消灭藩镇，被当枪使的藩镇，多半“欲倚贼自重” ，并不肯出死力作战。两税法制定的上供、留使、留州的赋税三分制，让中央财政大为缩水，根本无法承担削藩的巨大军费开支。所以历次武力削藩，效果都不理想。
而除了武力削藩，唐朝廷还采取过一种相对温和的削藩方式——用刺史分割瓦解藩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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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问题的一大症结
唐前期，在地方行政区划上，实行州、县二级制。刺史是一州之长，也是地方最高的行政长官。虽说在一些州之上，还设有都督府，但都督府并非高一级的行政区划，它对所统领的几个州，仅有监察权及部分军事管理职能，对于属州的行政事务无权干预，各州享有独立的行政权。
随着节度使、观察使的兴起，都督逐渐被取代。起初，节度使不过是军事机构，观察使也仅是监察机构。但没过多久，观察使由节度使兼领成了惯例，军事权与监察权再度合二为一。尔后，藩镇势力进一步扩大，开始管控所属州县的行政事务，包括司法、人事、户籍、俸禄等各方面。正如洪迈在《容斋三笔》中所说：（藩镇）兵甲、财富、民俗之事，无所不领，谓之都府，权势不胜其重，能生杀人，或专私其所领州，而虐视支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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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事而言，任命州县官员，原是朝廷才有的权力。但此时的藩镇，便可以自行任命州县官员，包括刺史。代宗时期，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便以自己的幕僚关播“摄滁州刺史” 。这种“摄”官，在唐中后期的史料中颇为常见，它是指由藩镇自行委任，但还未上奏朝廷的州县官。而上奏朝廷，也只是走个形式，正个名而已，朝廷基本无可奈何。
原来各州的事务，基本上是直达中央的，但现在需要先申报藩镇长官，经长官处理后，才能上达中央。另一方面，中央政令原先是下达到州的，但现在要先下达到藩镇长官那里，经长官处理，才能继续下达到州。因此，虽从名义上来说，自安史之乱迄至唐末，刺史依然直属中央，但事实上，刺史已经成了藩镇的下属，事事受制于藩镇，甚至不得不唯其马首是瞻。白居易称：今县宰之权，受制于州牧；州牧之政，取则于使司。
显而易见，藩镇的行政权，实际上是侵夺刺史职权而得。而军事权与行政权合二为一，正是唐代藩镇问题的一大症结。找出症结了，便可以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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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雕像
对症下药
既然藩镇的行政权是侵夺刺史职权而得，那么只要恢复刺史独立的行政权，使之直属中央，就像唐前期一样，如此一来，藩镇的行政权，自然被瓦解。代宗大历十二年（777）下诏：“剌史有故及缺，使司不得差摄，但令上佐依次知州事。 ”要求刺史不在位或缺职的情况下，藩镇不得派人代理，依然按原先的规定，由上佐代理刺史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