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许宏：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探索夏文化( 二 )

随着中国考古学“黄金时代”的到来，整个学科充满自信，学者们进而积极地进行考古与文献材料的整合研究，力图解决仅凭文献史学不能确证的夏王朝及夏商王朝的分界问题。
二里头究竟姓夏还是姓商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在探索“夏墟”和夏文化的过程中被发现的。如此巨大、辉煌的一座都邑，使得严谨而保守的学者们也禁不住感叹它所透出的浓重的“王气” 。大家都同意它已进入了文明时代，但这到底是谁留下的都城呢？中国考古学家对此抱有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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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青铜鼎
二里头青铜鼎，中华第一铜鼎。作为商周青铜礼器的代表性器类，它最先出现于被认为是“夏都”的二里头，本身就表明三代文明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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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
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龙，中华民族神圣的图腾，但它并不专属于某一族系，因此，尽管文献上有不少夏人与龙的记载，但还是无法确证二里头文化肯定就是夏文化。
自1959年发现以来的50年间，有关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的争论持续不断。二里头早于郑州商城，但它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抑或是前夏后商，学者们长期以来聚讼纷纭，争议不休。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本来是在踏查“夏墟”的过程中发现二里头遗址的。
但他根据文献记载，以及1950年代当时对二里冈文化及相关文化遗存的认识，仍推测二里头遗址“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 。此后，这一意见在学术界关于夏商分界的热烈讨论中占居主流地位达20年之久。
197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邹衡教授独自提出“二里头遗址为夏都”说，学界遂群起而攻之。此后，各类观点层出不穷。从作为先行文化的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一、二、三、四期，直至二里冈文化初期，每两者之间都有人尝试着切上一刀，作为夏、商文化的分界，而且也都有各自的道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久前的学术界又一边倒地形成了以邹衡先生的观点为中心的共识。最近，这一共识又有所摇摆，人们开始认可二里头文化只是夏文化的一部分的观点。
说到这里，有人会问， “主流观点”和“共识”就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或者真理吗？那么在原来的“主流观点”和现在的“共识”之间，哪一个更接近真实或者真理呢？而且，别忘了还有一句老话叫“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
夏商周考古学的大家邹衡教授，正是凭着这样的信念特立独行，坚持己见，才迎来了以他的观点为中心的学界的“共识” 。然而这句老话是否又过时了呢？
可以这样讲，专家学者提出的每一种观点都有其道理和依据，而几乎每一种观点所依凭的证据又都能找出例外和反证来。你在读了相关论著，了解了关于夏商之争的来龙去脉和焦点后，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来。只不过所有提法都只是可备一说，代表一种可能性，你说服不了对方，对方也辩不倒你而已。
用一句稍显正规的说法就是，这一问题暂时还不具有可验证性。由于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可以确证考古学文化主人身份的当时的文字材料，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旧是待解之谜。
夏朝仍然只是被制造出来的“传说”?
在历史学界，关于时代定名一直存在着两大话语系统。由于“身份”明确，历史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一般均可与文献所载的社会集团相对应，因而可以直接以国（族）或王朝名来命名。
史前至原史时代（文字产生之初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的时期）一直分列的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大话语系统（前者一般采用神话传说人物和朝代名；后者习惯以考古学文化来命名）至此才开始合流。晚商文化、西周文化均属此类，殷墟则因有甲骨文的出土与释读而成为第一座“自证”身份的王朝都城，从而走出了“传说时代” 。
徐旭生在半个世纪前指出， “我国，从现在的历史发展看，只有到殷墟时代（盘庚迁殷约当公元前一千三百年的开始时），才能算作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此前约一千余年，文献中还保存一些传说，年代不很可考，我们只能把它叫作传说时代” 。其后的几十年间，中国上古时期考古学的发现虽层出不穷，研究不断深入，但却未能“更新”或深化当年的认识，关键即在于直接文字材料的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