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评潘岳先生《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传人|秦明|梁山|五虎

作者：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汪沛
这是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它使读者信服“做(/成为)中国人”(be(come) Chinese)天然地蕴含着对政治大一统的向往，并且这种政治理念对于胸怀天下的大国来说尤其恰当，在这种政治理念浸润下的复杂官僚系统深受儒法制度的影响。这篇文章意在表明这种大一统的政治愿景并不依赖于族群或种族认同，它本身就可以并且已经(在历史上多次)被游牧族群统治者借用来统治中国。此外，这篇文章也阐明了“做(/成为)中国人”意味着勤于学习，善于整合来自不同文化群体中的知识，并纳为己用。如果我们平行比照西方历史(包括古罗马)，要么是缺乏这种大一统的政治理念，要么是极度贬低这种理念。潘岳的文章运用了许多历史论据来支持其主要观点。虽然我们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不具备评价这些论点的资格，但在阅读的过程中这些论点就很有说服力，我们希望专业的历史学家能够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这篇文章。
批评性评述
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文化究竟是不是“做(/成为)中国人”的要义。文章中提到：“中华文明的核心不是礼仪、风俗、艺术和生活习惯，而在于用什么样的基本制度来建构政治。”关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衷心地认为族群和种族身份认同不能也不应该是“做(/成为)中国人”的关键。同时，我们也认为这种大一统的政治愿景是而且也应该是“做(/成为)中国人”的关键。然而，大一统本身并不足以构成衡量“中国人根性”(Chineseness)的充分标准。中国文化中也还有一些重要的方面，这些方面历经漫漫岁月长河延续至今，可以而且应该被认为是“中国人根性”的一部分。
从最深层次来讲，“做(/成为)中国人”要求一种活泼泼的世界观：世间万物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在异质的看似矛盾的力量相互作用下(比如阴阳)，不时会产生新的生机并创造新的可能。这样的世界观在《易经》中多有表述，并且可以说正是这样的视角启迪了中国哲学各个流派的发展，比如说儒家和道家。它同样影响了汉地佛教世界观的发展，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佛教最终可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被接纳为中国哲学和宗教传统的组成部分。我们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之所以能够在中华大地上扎根，也是因为它与中国传统观点产生了共鸣。这种把世界看作“生生”(becoming)的“中国”视角与把世界看成“存在”(being)的主流“西方”视角是截然不同的。主流“西方”观点深受柏拉图主义与犹太-基督教文明的影响，他们认为，经验世界就是处在不断的流变之中，还有一个更高的、超越的世界，在那样的超经验世界之中的实体(柏拉图主义的形式、犹太基督教思想中的上帝)是至善至美、永恒不变的。一般来说，中国哲学并不特别地区分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
“做(/成为)中国人”同时也有规范性的向度。人生而处在复杂的伦理关系中，而且很多对我们个人来说是建构性的伦理关系往往还是不能选择也无法逃避的，这种对于人的理解在中国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并在今天依旧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点和行为方式。根本来说，美好生活就包含着维系和谐的社会关系，从家庭到其它社会共同体，比如国家、世界，甚至人类和动物的关系、和自然界的关系。这种观点是儒家传统的核心所在，同时也影响了中国的其它传统，例如道家。同样，这又和西方主流价值观有所不同，西方社会始终把个体自由放在首位，受此影响，对中国传统的现代阐释也不得不重新发掘自由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就能忽视与其所属的社会关系，恰恰相反，植根于中国人强调个体如若完全脱离其社会关系，单单依靠真理和宗教的启蒙并不能达致一种良善的生活。
毫无置疑，潘岳先生的文章一如既往地极具说服力，儒法大一统对于“做(/成为)中国人”至关重要，但我们同时也需要引入哲学和伦理学的视角。
细节性的评述
【“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评潘岳先生《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1:这篇文章指出大一统是中国政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大一统”本身的内涵也在不断应时而变。过去，大一统意味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今天对于中国这样特定的国家来说，大一统可能仅仅指的是具有相对清晰边界范围的国家。如果这篇文章在大一统意涵的变迁方面描述的更加详细一点，尤其对于国外读者来讲，可能会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