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军都督府#按照谁获利最多、谁嫌疑最大的原则推断谁是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嫌疑|原则|推断|明英宗|文官|王振|土木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六月，大明朝廷通过锦衣卫提前收到了瓦剌太师也先即将挥师大举南侵和大同、宣府为瓦剌军队主攻方向的确切消息。根据这一消息，明英宗迅速做出了战前部署：1、命山西、河南等地轮休的班军（指前往九边重镇驻防的内地卫所士卒）尽快返回大同、宣府驻防；2、命西宁侯宋瑛总督大同兵马，负责指挥驻防大同的所有军队；3、命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等人率四万三大营精锐士卒增援大同、宣府。正统十四七月，也先果然兵分四路（脱脱不花率军进攻辽东、知院阿剌率军进攻宣府、也先率主力进攻大同、也先的弟弟率军进攻甘州）大举南侵，虽然大明提前收到了也先南侵的消息并及时做出了战前部署，但是参将吴浩战死、辽阳失陷等败报还是如雪片般飞向了明英宗的御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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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接踵而至的败报，唯恐丘福丧师十万的前车之鉴重演、也先突破九边防线后合围京师的明英宗果断决定御驾亲征。正统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明英宗率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文官武将及二十万大军（汇合事先派往大同宣府的三大营士卒后共计二十五万）出征。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土木堡之变发生，明英宗率领的大军在土木堡被瓦剌骑兵击溃，明英宗被俘、王振战死（本文采用明英宗为王振撰写的碑文中王振是战死的说法）、随行的武将全部战死、随行的文官大部分战死、士卒伤亡接近十万。关于谁是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史学界向来莫衷一是，明英宗、宦官王振、武将勋贵集团、文官集团都是被怀疑的对象。那么，下面就按照谁获利最多、谁嫌疑最大的原则推断谁是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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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被诛杀后，为了防止权臣和地方割据的出现，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和行中书省、将大都督府一分为五。这样，在朝廷上就形成了五军都督府和六部相互制衡的局面，在各地就形成了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相互制衡的局面，但是由于大明是以武功定天下的，所以五军都督的地位要高于六部尚书、都指挥使的地位要高于按察使和布政使。明仁宗继位后，为了提高卫所士卒的战斗力，开始将五军都督府的都督派往各地担任镇守总兵官。这样，六部尚书、承宣布政使、提刑按察使的地位比洪武时期就更低了。明宣宗继位后，以内书堂的设立为标志，宦官登上了明代的政治角力台，并且由于司礼监、御马监等内宫十二监权力的增加，六部因同时受到了五军都督府、司礼监、御马监的制衡而导致权力被大大削弱。明英宗继位后，由于王振的崛起，使得五军都督府和六部的权力都被大大削弱，并且各地也形成了以镇守宦官节制镇守总兵官、镇守文官的局面。这样，正统朝的权力等级就变成了皇帝、宦官、武将、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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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后，明代的权力等级被迫重新洗牌，宦官因王振被文官描述成了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而成为了祸国殃民的代名词，武将因在土木堡之变中遭受重创而被迫接受文官将五军都督府的权力收归兵部，皇帝因文官在京师保卫战中立下的功劳被迫按照文官的要求撤回镇守宦官并允许巡抚节制镇守总兵官、都指挥使、按察使、布政使。这样，景泰朝的权力等级就变成了皇帝、文官、武将、宦官。从天顺朝开始，文官的权力随着内阁获得票拟之权、确立首辅制而逐渐增加，至正德时期，明武宗试图通过宠信宦官刘瑾和武将江彬的方式来遏制文官权力的增加，但是随着刘瑾和江彬的相继被诛杀，明代皇帝最后一次遏制文官权力增加的努力失败。发展到万历时期，文官张居正通过考成法的设立在事实上架空了皇帝，以至于张居正曾不无得意地对人说出“吾非相，乃摄也”的话。至此，在明代的权力角力台上真正形成了文官一家独大的局面。如果对文官一家独大追根溯源，则不难发现其源头正是土木堡之变发生后，如此一来，土木堡之变中获利最大的就是文官集团了。所以，按照谁获利最多、谁嫌疑最大的原则，文官集团最有可能是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