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号陵的陪葬墓编号M182,是一座阶梯墓道土洞墓。清理墓道时,在距地表深度2.2米和5.4米处,先后发现两个由四根长方木组成的“井”字形方架,应该是仿唐墓的“天井"。在填土中出土了2O余块绿釉陶罐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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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墓道与墓室之间,有甬道相连,在甬道外的墓道两侧各立一长约2.15米的长方木,上端雕有人头身像。
墓室呈方形,圆转角,穹庐顶,高3.5米。可惜的是在顶部正中发现了一个直径约1米的盗洞,不是蒙古人留下的,也就是说在蒙古人实行了破坏之后,又有人进来盗走了残余的文物。
盗劫之余后清理出大量的随葬家畜、家禽的骨骼,其中有羊、牛、狗等家畜骨骼近百块,并发现完整的鸡、鸭骨架和蛋壳,还发现有各一完整的幼狗骨架和幼羊骨架。出土的文物有石狗一件,石马一件,还出土有开元通宝、祥符通宝、天圣元宝、皇宋通宝、熙宁元宝等货币,没有西夏货币。
墓室内共发现有三具人体骨架,两具完整,一具已被扰乱。据鉴定均属男性,三具骨架分别属于3O、4O、50三个年龄段。据此可以断定此墓不是夫妻合葬墓。
在墓葬墓内和外部,出土的汉文和西夏文残碑碑首,有“梁国正献王之神道碑”字样,因此这座陪葬墓为西夏梁国正献王之墓。在残碑星星点点记述的墓主生前生活,多为西夏乾顺时期,亦可初步断定。也就是说,这座墓是李乾顺显陵的陪葬墓。也就是说,挖掘的6号陵是西夏崇宗李乾顺。
对于7号陵是寿陵陵主是夏仁宗李仁孝大家争议不大,现在又提出6号陵陵主是李乾顺,是否有说服力呢?
《嘉靖宁夏新志》记载西夏诸陵“仿巩县宋陵而作,”也就是说,西夏陵是按照宋陵仿来的。
那么宋陵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五音姓利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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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源于西周五行说,后经历代增修订补,逐渐形成了一个庞杂的体系,代表作有唐一行《五音地理新书》、吕才《阴阳书》、张忠贤《葬录》等。北宋系统官订了《地理新书》,致使此说从官府到民间无不争相实行。
所谓五音姓利,就是将天下姓氏按宫、商、角、征、羽五音归类,每姓各人五音。如张、王属商音;马、吴属羽音;赵、周属角音。而每音都有一定的吉地方位。如“角姓取土,宜、丙、寅、亥、子地,角姓造冢绝乎于寅”(《葬录》)。又据《地理新书》卷十三:“凡葬有八法,一日阡陌,……二日金车龙影,……三日窟,……八日昭穆,亦名贯鱼,入先茔内葬者,即左昭右穆如贯鱼之形。”又云:“贯鱼者谓左穴在前,右穴在后,如条穿鱼之状也。”其中角姓贯鱼葬图即按角姓五音所利,贯鱼葬之法,布地取穴的。
西夏皇室姓氏曾几经变动,其先祖为党项之拓拔氏,唐僖宗时赐李姓,自此党项贵族一直以李为姓。宋初又赐姓赵氏。西夏建国后,元昊又自命“嵬名”为皇族姓氏。
按五音所属,拓拔为宫音,李为征音,赵为角音,“嵬名”之五音《地理新书》未记。西夏究竟按什幺姓氏布地取穴呢?从西夏文物部门按国家三级坐标系测得的西夏陵墓总分布图上9座帝陵的位置分析,西夏陵是按角姓贯鱼葬法堪舆取穴的,也就是说西夏皇帝是自认姓赵的,所以,陵墓布局和宋朝基本一致。
其埋葬顺序和具体方位为:先葬尊位祖穴在丙,即东南;再葬昭位壬穴在西北;再葬穆位甲穴在东北。以上三穴葬毕,再以正北偏西壬地取穴。以此类推,左昭右穆即成以条穿鱼的角姓贯鱼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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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观西夏陵9座帝陵墓地布置与角姓贯鱼葬取穴原则基本吻合,9座陵陵主分别为:
1号裕陵,太祖继迁;2号嘉陵,太宗德明;3号泰陵,景宗元昊;4号安陵,毅宗谅祚;5号献陵,惠宗秉常;6号显陵,崇宗乾顺7号寿陵,仁宗仁孝;8号庄陵,桓宗纯祜;9号康陵,襄宗安全。
按上述排列,7号陵恰为仁孝寿陵,这与考古发掘结论相符;6号陵为显宗李乾顺。
这与西夏某些历史事实相符。认为1号、2号为裕、嘉二陵,这不仅符合他们在西夏历史上的特殊地位,而且符合以下事实,即二陵均系元昊所建,相对元昊他们都应处于祖穴位置。此外,也符合二陵的特殊等级,9帝帝陵的陵台,惟1、2号陵为九级,其余诸陵均为七级或五级。
四区陪葬墓M182,位置距5号、6号陵较近,从该墓出土残碑得知,墓主人主要活动时间在秉常、乾顺时期,按上述推测5号、6号陵正好为秉常、乾顺之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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