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科研时间]徐松涛：螺旋上升的肺癌治疗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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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随着日渐丰富的诊疗方案让EGFR突变肺癌患者和主管医生有了更多选项，我们渴望参透每一项治疗手段的使用时机及其适应证，以期肺癌患者获得更长、更好的生存期。
为此， AME出版社联合阿斯利康公司合办“肺癌患者的全程管理系列专访” ，与十余位胸外“大咖”面对面，谈天说地，共襄思想盛宴。
徐松涛：螺旋上升的肺癌治疗1999年，正感叹着前辈的开胸技术出神入化的徐松涛大概想不到，二十年后， “胸腔镜微创”“三代TKI”“免疫治疗”才是肺癌治疗领域的关键词，而他成为了一名时刻关注着肺癌治疗研究进展，只愿未来能把肿瘤一探究竟的外科医生。
成长：外科医生≠开刀匠
徐松涛的成长一路顺应着微创技术的发展步伐。 1994年，他考上了著名胸外科专家仇德惠教授的研究生，成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下文简称中山医院）胸外科的一员，那时也正是微创技术的萌芽阶段。
从开胸手术的手术入路起，中山医院胸外科很早就开始了手术微创化的研究。最早的时候，徐松涛便参与过仇德惠教授的“中断肋骨剖胸切口”研究。后来王群教授从美国回来，研究了“保留肌肉剖胸切口” 。随后中山医院开始引入胸腔镜技术，从多孔缩减到单孔，从肺小结节、肺段切除做到全肺切除。
“年轻的时候，真的很沉迷于手术技术的创新和精进。然而，当我们花了二十多年做到单孔胸腔镜，还是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手术做得很满意很完美，但术后没多久就出现复发转移。作为外科医生，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反思手术环节有无纰漏，排除这些可能性后，我们开始思考这样的结果是不是跟患者肿瘤本身的生物学行为有关。 ”自然而然地，他想透过这些现象去看看肿瘤的本质， “所以近阶段，我们开始更专注肿瘤的发生发展及其复发转移。 ”
今年已是徐松涛当外科医生的第26个年头，他愈发感受到，要成为一个好医生，不能只满足于当个开刀匠。震撼：靶向药的奇迹徐松涛对靶向药最初的印象来自一次医疗奇迹。
回到1994年，那年靶向药吉非替尼在国内还处在临床试验阶段。在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的校园里，有一位以修鞋为生的年轻人，当年还在念书的徐松涛亲切地叫他“小皮匠” 。 “小皮匠”不过三十左右的年纪，那年被诊断为广泛期小细胞肺癌。 “现在我们知道吉非替尼一般是不适用于小细胞肺癌的，但那时候大家都还不懂靶向药的作用机制，临床试验也是非选择性的，所以他很幸运地入组了临床试验，用了当时在国内还没正式上市的吉非替尼。 ”徐松涛回忆道。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据2019年CASPIAN研究的最新进展， Durvalumab联合SoC含铂化疗方案首次实现广泛期小细胞肺癌中位总生存期（OS）达到13个月，但20多年前，不符合吉非替尼适应证的“小皮匠”却在入组后足足活过了6年，最终因脑转移去世。
这个结果让徐松涛和身边的同事都感到震撼：“我们从中看到了靶向药惊人的效果。但那时候我们都还搞不明白靶向药到底对哪些患者有效。 ”那时候靶向治疗还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他们只知道这是作用于EGFR受体的一个抑制剂。 “但EGFR受体有很多表现，比如基因过表达，不同位点的突变等，不知道到底是落在哪个点上。 ”
在经过近十年大量的临床研究后，这个问题才终于有了答案：主要作用于19外显子的缺失突变和21外显子L858R插入突变。 “在那之前，我们只总结出了一些临床标准，比如不吸烟的亚裔女性肺腺癌患者比较有机会在靶向药中获益。 ”这让他想起了另一个奇迹。
2010年前后，徐松涛就收治过这样一位符合临床标准的晚期肺腺癌女患者。当时诊断技术远不如现在精确，他是在术中才发现患者已经胸膜腔播散。 “还算幸运的是我们当时是做的胸腔镜手术，刚打了洞，一观察到有胸膜腔播散，已经无法手术根除，我们就给患者做了穿刺，明确了病理诊断，然后转用当时比较先进的射频消融技术，先把患者的原发灶毁损。 ”但射频消融是姑息性治疗，在后续治疗方案制定中，因为患者对化疗非常恐惧，身体也很虚弱，于是徐松涛向她推荐了吉非替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