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新闻网文旅]武汉男子酗酒40天逃离现实，舅舅表哥父亲接连去世( 二 ) 父亲的遗体很快被搬上车

但是， “持续这么久，市民的心态和需求都要有舒缓。 ”周宗奎认为，在宏观布局之外，深入社区，进入家庭内部，激发内生能量，是将情绪消释的关键。
具体来看，政府要突破“最后一公里” ，把软性的资源传递到家庭中去。比如一些活动游戏的示范，激发家庭成员互动的建议，或是心理援助热线。 “在事情完全过去之后，一定时间内，可能很多人也需要心理能量来修复自己的情绪。 ”
彭婧是武汉市武昌区水岸新城社区书记，她觉得居民情绪已有了很大改善。
【[青岛新闻网文旅]武汉男子酗酒40天逃离现实，舅舅表哥父亲接连去世】情绪的顶点在刚刚封城之初。从1月31日起，每天社区工作人员都会将疫情公告发到业主群中，眼见小区确诊病例升至25 ，有些居民当时面临没有床位，情绪比较激动， “说实话也只能尽力去安抚，我们的解释其实也显得很苍白，是的，我完全能够理解他们。 ”
在业主群，彭婧和同事还会发一些近期利好消息，比如疫苗研究进展等，给所有人积极导向。对于个别家庭尤其是病人家庭，社区工作人员还会一对一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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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疏导工作者通过电话与留观人员交流。
灾后漫长的阴影
至暗时刻已过，但心理治疗持久战才刚开始。
汶川地震发生半年后，中科院心理所在绵阳地区对不同中小学的6000余名学生调查显示，灾后半年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人群达12.7%-22.1% ，明显抑郁症状者达13.2%-21.5% ，明显焦虑症状者达20.2%-29.9% 。
灾后一年调查， PTSD筛查阳性人群还高达13.4% ，焦虑人群达22.7% ，抑郁人群达16.1% 。
此次让谭咏梅印象最深的求助者，正是一名曾经历汶川大地震的男士。当年灾难中他身体受伤，在随后的十年里生活一直不易。疫情好像一根导火索，点燃了他累积多年的悲伤。如不是因为家庭和爱的人，他甚至会选择轻生。
谭咏梅记得，接这通电话时，自己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她非常佩服倾诉者的坚强和毅力。
她不断与对方沟通，帮助这名男士找到走下去的资源、支撑他前行的力量。事实上，这位求助者已表现出了较严重的抑郁情绪，谭咏梅建议他与精神科医生进一步沟通。
往往在与求助者沟通后，因为情绪的共卷，咨询师自身也会受到影响，有时会觉得力不从心。谭咏梅有10多年心理咨询工作经验，她明白，不能让来访者的情绪过度地引导自己。 “我们家有二宝，跟家人互动，感受下温暖，调整好情绪再去面对下一个来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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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疏导工作者发微信鼓励留观人员。
呼唤体系
咨询师可以靠片刻温暖“回血” ，但漫长的灾后心理重建，需要强力体系去支撑。
中国第一例有据可查的心理危机干预在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大火事件后，部分幸存者和死难者家属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随即派出一支专家队伍，前往灾区实施了两个月心理干预。
随后1998年长江流域洪灾、张北地震、2000年洛阳火灾、2002年大连“5·7”空难都有心理干预者参与其中。
但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心理干预，我国仍缺乏细致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条文。
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孙煜华告诉澎湃新闻采访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提到了心理援助，但对心理援助的主体、流程、责任没有具体规定。
孙煜华觉得，面对巨大的疫情压力，当地政府已力有不逮，如法律没有明晰责任认定，心理干预可能变成“走过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