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人文智慧课堂■| 韩文峻峭，韩学务实，战国时期君主缘何青睐韩非作为荀子的学生

作为荀子的学生，韩非得到了荀子的真传，理论功底比较扎实。既有对宫廷政治的亲历亲见，又有学术思想名家的指点，再加自己的理论悟性，造就了韩非超越于其他人的政治卓识。他给我们留下来的文字，是公认的先秦散文的“四大台柱”之一。按照郭沫若的说法，韩文的峻峭，与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相比，实在是各有千秋，难分伯仲。
韩非的一生，思想大于行动，立言胜过立功。因此，要认识韩非，从思想与文字着眼，能够更准确地描绘出韩非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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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学体现了“善之渴望” ，是“向善之学”；
韩学体现了“真之追求” ，是“求真之学” 。
在先秦时期一流思想家群体中，韩非对于政治实践的介入最深。他生于韩国宫廷，死于秦国宫廷，飞来飞去帝王家，从这个君主身边辗转到那个君主身边，因此，韩非对于现实政治的理解也是最准确的。正是这样的现实主义风格，为韩非的思想与文字打上了冷峻的色彩。如果与其他学派稍作比较，这种色彩就更鲜明了。
以韩非与儒家的关系为例。如果说韩非是冷峻的，那么孔孟就是温热的。冷峻的韩非注重现实的利害关系，因而可以看作是极端的现实主义者；温热的孔孟重义而轻利，因而可以看作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者。韩非的现实与冷峻，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满足了精明的君主们的需要，所以，秦王一读到韩非的文章，就产生了“甚合我意”之感。可见韩非的话，真是说到君主们的心坎上了。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孔孟的理想主义，因为过于高蹈，往往令各国君主们敬而远之，因为不好用啊。所以，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在奔走于各国的路途中，几乎处处碰壁，最后只落得个无功而返。所以，孔子与孟子的简历，大致都可以归结成一句话：游说各国君主不成，最终只好寄身于教书先生的行业。至于韩非，则是君主们争抢的对象，韩王安舍不得，秦王政非要不可。反差如此之大，原因只在于，孔学与韩学的精神不同：孔学体现了“善之渴望” ，是“向善之学”；韩学体现了“真之追求” ，是“求真之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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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儒家的系统中，还包括荀子。他是韩非的老师。他没有孔孟那样浓厚的理想主义。他是儒家的现实主义者，但又不像他的学生韩非那样冷峻。他的学说虽然出于儒家，但又广泛吸取了百家的智慧——尤其是法家的智慧，因而可以视为儒家与法家共同孕育出来的混血儿。这是荀子的优点，但也可以说是一个缺陷：个性不够突出。不像孟子，善养浩然之气，调门提得老高，因而满足了人们对于理想化、纯粹化的精神境界的追求；也不像韩非，只说利与害，只讲权与术， “酷”就“酷”到底，从而为丛林世界中的残酷而血腥的竞争提供了技术指导。高又高不上去，低又低不下来，这就是荀子悲剧的根源。
乱世用韩非，治世用孔孟；
战国用韩非，统一用孔孟。
放眼环顾春秋战国时代的精英人物，他们虽然胸中各有丘壑，但也包含着一个最大公约数，那就是“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讲的都是一个“治” 。
虽然都讲治国之道、治理之术，虽然表达与修辞可以百花齐放，但是，专就应用价值而言，尤其是在“求真务实”方面而言，韩非的优势却是明显的。
春秋时代，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这样的形势，在战国时代越演越烈。在一个国家随时消灭另一个国家的时代，各国君主最急需的“高新技术”是权谋术、斗争术、合纵连横术。浓得化不开的政治浪漫主义，只能让各国君主们敬而远之。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孔孟的东西不行，为什么后来又得势了呢？回答是：世易时移嘛。孔孟的东西在急促的乱世、在战国时代虽然不好用，但在从容不迫的大一统时代，却可以成为香饽饽，因为他们讲的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对于维护既有社会秩序，那是相当地有效。概而言之：乱世用韩非，治世用孔孟；战国用韩非，统一用孔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