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看各国文化习俗对抗击病毒的影响，从疫情期间酒吧营业情况( 二 )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3

抗击病毒需要政府采取措施，也需要民众的配合。至于民众的配合度，部分取决于他们的文化，或者叫国民性，取决于他们对规则的态度、是否顺从必要时对自由的各种约束。美国自由撰稿人乔·马西斯称，新冠病毒暴露了美国人的自私倾向：“二战”期间，全体美国人都接受配给制，限量获取肉、糖等食物，人们会补胎而不是买新的车胎，以便把重要的物资供给军队。人民为了更大的利益做出牺牲。那是上世纪40年代。如今，美国人甚至不愿意放弃周六晚上去酒吧。美国人已经忘记了为他人做出牺牲，忘记了自己应该做什么。
马西斯说，新冠病毒也许会成为“二战”以来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危机。特朗普总统宣布了全国紧急状态，卫生部门要求人们相互之间保持6英尺以上的距离，因为即使是年轻人也会在人群聚集的地方传播病毒。然而，周六晚上，全国的酒吧和餐厅都是满的。有些人就是拒不服从政府的要求。一个30岁的女性说：“这里是美国。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样是会害死人的。这样的人绝不是少数，他们认为在美国可以为所欲为，哪怕会伤害自己的邻居；认为自己不需要对同胞负责。民意调查显示，计划不参加大型集会的人不到一半。最近几十年来， “更大的利益”的概念惨败，人们更赞同顽强的个人主义，主张自足的美德，把责任感斥为社会主义的品质。
3月13日，马里兰大学心理学教授迈克尔·盖尔范特给《波士顿环球报》撰文说，抗击病毒的成效不仅取决于医学手段，还跟各国的文化有关。她写道：“中国严格的文化规划有效地放缓了病毒的传播。中国让至少5000万人接受隔离，在火车站和商店实施安全检查和体温检测。甚至给纸币消毒。但这不只是自上而下的努力。中国公民担心会感染他人，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来帮助缓和病毒的传播。他们把自己视为保护其他地区和全世界的前线。跟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人不习惯为了共同目标而协调其社会行为。美国松散的文化规划需要一个巨大的转变，要为更严格的规则而暂时牺牲自由。 ”
美国采访人员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专栏中提到，盖尔范特著有《规则制定者、规则破坏者：严格和松散的文化如何连接世界》一书。她说，几年前她跟同事写过一篇论文，按照国民对规则和自由何者优先的排序，把各个国家分为严格的或者松散的。严格的社会文化的国家，如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有许多管制社会行为的规则和惩罚措施。这些地方的公民习惯了更高程度的监督。松散的文化的国家，如美国、意大利和巴西，规则较弱，自由度更大。那些法律更强大、惩罚更严的国家可能遭受过饥荒、战争、自然灾害、病菌爆发。这些容易遭受灾害的国家学会了更严厉的方式，因为严格的规则和命令能救命。受到威胁较少的国家则较为松散，他们会优先考虑自由而非约束。
关于各国人对规则的顺从程度，法国学者本内迪克特·拉佩尔在《欧洲脸谱》一书中举了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在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老师组织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孩子去学滑雪。老师让孩子们每人都戴上一顶小红帽。结果德国孩子列队整齐，帽子戴得很规范。旁边的法国孩子很难排好队，老师在那里努力维持秩序，再远一点的是意大利孩子，他们的老师还没到，帽子的颜色也不很一致，有红色的、粉红色的，还有橘黄色的，有的孩子甚至没戴帽子。英国孩子很守纪律，但也很冷漠。西班牙孩子则在那里东张西望。
拉佩尔经常在欧盟做培训，接触过欧洲各国的人，对各国的文化差异深有体会。他说，有人戏言：“在德国，人们做一切被允许做的事，被禁止的除外；在法国，人们做一切被允许做的事，甚至包括被禁止的在内。人们觉得德国人太沉闷固执。这与他们习惯于服从有关。服从规则在德国具有根本的意义。 ”德国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在《音符与铁血：德国人的民族性格》中说：“德国人十分习惯只要有三四人，大家就组织起来的事实。这是他们受教育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