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日涵副教授」美国“进步”外交政策往何处走，「美国研究」陈佳骏：桑德斯之后( 二 ) 陈佳骏：桑德斯之后

“进步主义”外交政策的未来
传统观点认为，桑德斯是一个经济民族主义者，他的天然选民是特朗普非常重视的白人工薪阶层，因此部分民主党人相信他是最能从特朗普手中抢夺传统支持者的那个人。但从桑德斯所宣示的上述外交政策特点看，他与特朗普沙文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观点存在明显差异。 “进步”外交政策绝不等同于孤立主义，而是希望在反对“美国例外论”的基础上实现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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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美国政坛，桑德斯并非“孤军奋战” ，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追随他的脚步推动“进步”外交政策渐成气候。在本届美国国会中，主要有三个代表人物：
一个是46岁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墨菲（ChrisMurphy），他很早就被视为美国“进步”外交政策的代言人之一。 2017年3月，他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系统阐述了他的外交政策观点：积极主动的外交和经济接触；在充满风险的地区推行新“马歇尔计划”；与俄罗斯和中国接触，使两国在接受当前国际规则框架的前提下实现各自抱负；维护美国的国际声望，推进全球民主及人权。
第二个是46岁的印度裔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RoKhanna），他是桑德斯此次竞选团队的联席主席之一，在国会同桑德斯保持很高的一致性。 2019年，他同桑德斯领导了一项跨党派两院决议的提出，该决议有史以来第一次援引1973年《战争权力法案》，要求美国停止支持沙特在也门的战争。今年1月，他又与桑德斯一道，在美国刺杀伊朗将军苏莱曼尼之后，分别在众参两院提出立法，要求政府在没有国会事先授权的情况下，禁止为伊朗境内或针对伊朗的任何进攻性军事力量提供资金。
第三个是38岁的索马里裔民主党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IlhanOmar）。这位女性2018年在桑德斯的帮助下当选，去年10月宣布支持桑德斯竞选总统。作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她在今年2月提出了名为“和平之路”计划（PathwaytoPEACE）的一揽子七项“进步”外交政策立法。该计划基本秉持了桑德斯的路线，要将人权、正义与和平作为美国参与世界事务的三大支柱，将军事手段列为最后选项。
这三个人关注的领域各有侧重，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墨菲，因为他已经有了比桑德斯还清晰的对华政策观。去年9月，墨菲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时提到，美国在与中俄等大国竞争时要能“以牙还牙”（fightingfirewithfire）：一方面加大美国海外宣传的力度，采用“反叙事”的方式打赢信息战；另一方面回归国际贸易协定来保障美国经济的增长，用更多的“全球经济杠杆”应对来自中国的5G、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挑战。
在3月的民主党总统初选中，桑德斯遭遇了一连串的失利，与拜登的“承诺代表”票差距越来越大，现在看来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望似乎不大了，退选在即。但是，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打乱了两党初选原有的节奏。竞选集会停止，数州推迟初选，中老年选民投票率可能下降，给桑德斯与拜登之间的竞争增添了不确定性。无论桑德斯此次竞选成功与否，他的“进步主义”外交政策立场都会延续并被民主党内新生代力量发扬，而这也必然会在潜移默化中参与对民主党的外交政策形态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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