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蒋氏怒不可遏,大骂白崇禧:桂系既要我的钱,也要我的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某人对宿敌桂系,采取了“既拉拢又抑制”的“两面派”手段。一方面,委桂系头面人物以高官厚禄,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限制和剥夺他们的实权。李宗仁被任命为“北平行辕主任”,理论上可以指挥保定和张桓两个绥署部队,并节制华北五省三市军政事宜,而实际上这些机构都直接听命于南京,李宗仁的行辕沦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摆设,几无实际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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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白崇禧则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但是蒋某人又在部内专设了“参谋总长”一职,以自己的头号心腹陈诚充任,同时颁布了新的军制:参谋总长掌握军官任命、编制拟定、作战指挥和训练补充等所有军政与军令大权,且参谋总长不对“国防部长”负责而直接听命于他,这等于把白崇禧也挂了起来,位高而权轻。桂系当然不甘受制与人。于是,蒋桂斗法从1947年春夏之交开始,便进入了白热化。首先是白崇禧通过“围剿”大别山的军事行动,拿到了“国防部九江指挥所”几十万大军的指挥权。而李宗仁则不断游说美国人,痛斥蒋氏的无能。偏巧蒋介石又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押错了宝,他通过孔祥熙家族资助了杜鲁门的竞争对手杜威,结果连任后的杜鲁门从此对蒋介石怎么看都不顺眼。几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军政两界关于“换马”的风声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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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1948年初,南京“行宪”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围绕着“副总统”的选举,蒋桂之间展开了更加激烈的较量。蒋某人力推毫无威胁的孙科当选,而桂系联合起来送李宗仁上位,最终李宗仁以微弱优势胜出。在就职仪式上,蒋某人故意不穿事先说好的军装出场,而是一袭长袍马卦登台,让身着陆军一级上将军服的李宗仁看起来很像个随身副官,这就是蒋某人报复桂系的开始。蒋某人随后指使监察院,弹劾曾为李宗仁竞选立下汗马功劳的桂系大将李品仙,以“贪脏枉法、走私文物”的罪名免去了其安徽主席职务。然后,为了防止李、白在南京合流,再一脚把白崇禧踢下“国防部长”的位子,打发他去武汉担任“剿总”司令,同时任命程潜为湘赣绥靖主任驻守长沙,就近监视和制衡白崇禧。另外,还将自己的嫡系精锐黄维第12兵团和宋希濂第14兵团划归“华中剿总”指挥,监控桂系部队的异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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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早在1948年4月,李宗仁与何应钦便提出,由白崇禧统领徐州和武汉两个“剿总”的建议,然而当时正严防桂系掌权的蒋某人断然予以拒绝,而是以“心腹草包”刘峙出任徐州剿总司令。及至10月中旬,我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联合会战徐州之敌的态势渐成时,蒋某人才慌了手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后,他又同意白崇禧以“国防部蚌埠指挥所主任”的名义,统一指挥徐州、武汉两个战区的部队。风水轮流转,这回反倒是白崇禧拒不赴任了。他以“南京可以直接指挥,不必重床叠架”为由硬梆梆顶了回去,任凭何应钦函电交加就是不理不睬。原来在此之前,桂系已经在合肥开会密谋,决计坐视蒋军嫡系覆灭,从而利用手中掌握的桂系部队,推李上位改朝换代,因此,白崇禧对到手的军权反而不感冒了,并且其后专以拆台为已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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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某人与李宗仁就职仪式1948年11月5日,淮海战役正式打响,由于刘峙指挥不力和惊慌失措,徐蚌蒋军从一开始就陷于被动,蒋某人急调黄维兵团开赴战场,白崇禧情知这是“土木系”的嫡系精锐,留也留不住,不妨让其到战场上消耗殆尽,因此同意放行。等到黄维兵困被困双堆集时,蒋某人再想调宋希濂兵团东援,白崇禧死活不答应了。顾祝同好说歹说调动的第二军,最终也在汉口准备登船时被白崇禧的警卫团扣留。白崇禧极力阻止武汉部队东调的最大后果,是当淮海战场上两军的兵力都用到极限时,蒋军在淮河一线用于北援的兵力,总是差那么一丢丢。拼凑起来的李延年和刘汝明两个兵团战力严重不足,从增援转为固守,最终若干战役集团被我军各个击破。就在蒋某人老本快要输光的时候,坐镇武汉观火的白崇禧加快了倒蒋的步伐。11月底,他通过河南、湖北两省的“参议会”向蒋某人发出了逼宫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