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肖一之读《瘟疫年纪事》｜瘟疫中的游荡者( 二 ) 这个瘟疫中的游荡者漫步的不仅仅是大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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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福现实中，游荡的“我”所见的政府防疫举措远比公告上的有条不紊来得混乱复杂得多。 “我”一方面盛赞某些措施，另一方面也对别的措施非议不止。在无法长期保存新鲜食物的十七世纪，只有保持市场开放，保证伦敦周边的农民不会停止来伦敦贩卖农产品，才能在瘟疫期间让伦敦城居民免于饥馑。为了不让农民感到恐慌，市长甚至打破了只能在夜间收尸的规定，专门指派人手在市场附近巡逻，把路途倒毙的人抬到附近的教堂墓园里。在疫情最烈的9月，伦敦市长下令关闭市场，转而让农民在城门口的道路和空地上出售农产品。种种措施的结果就是“乡下人很乐意来，还带来了各式各样的食品，而且他们也很少染病” 。和“我”对伦敦政府维持市场秩序的赞扬形成强烈对比的，则是“我”对封禁房屋（theshutting-upofhouses）的反对：“直到今天都很难说封禁房屋对阻止瘟疫起到了什么作用；事实上我不能说它有任何作用。 ”尽管“我”承认封禁房屋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但是在“我”看来，封禁房屋有种种漏洞，以公共利益之名牺牲个体未必可以起到作用。因为一人染病就要把整栋房屋里的人都关起来，只会迫使人尽力隐藏自己染病的事实，等到病情无法掩盖的时候疫病早已燎原。此外，封也未必封得住。人们大可以越墙从邻居家跑掉，在墙上打个洞逃走，甚至袭击看守夺门而走。 “简要地说，封禁房屋根本就不可靠，它根本没法起到作用，反会让人铤而走险，逼人采取极端行动不顾一切破门而出。 ”这些会不顾一切逃离的人其实才是“我”的疫中见闻的真正主角。尽管伦敦政府的确在努力控制瘟疫，但伦敦每周的死亡人数还是在9月一路高升到了八九千人，实际的死亡人数肯定更多。此时困坐死城中的普通人恐怕只关心一件事：小心翼翼地熬下去，熬到瘟疫消失那天。只要能让人免于瘟疫的恐惧，任何手段都不为过。 “我”在市场里遇见过的购物者都用尽所能地保护着自己。他们出门的时候会带着香水瓶，会带好各种面值的零钱，省得商贩找钱，甚至会自己动手从钩子上摘肉而不是从屠夫手中接过来。屠夫也不会接过购物者手中的钱，而是让他们把钱扔进专门准备好的一盆醋里。在“我”去寄信的一个驿马车店里还发生了小心到近乎荒谬的一幕。 “我”看到地上有一个钱包，驿夫告诉“我”这个钱包已经躺在地上有一个小时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动过它，因为大家都担心钱包上可能带病。驿夫决定先充分“消毒”之后再把钱包里的钱收起来留待失主前来认领，而他是这么“消毒”的：他进去拎了一桶水重重地放在钱包旁边，然后又进屋拿了一些火药，往钱包上倒了不少火药，然后又顺着他倒在钱包上的火药往外画了一道火药线，这道火药线画了大概有两码长，然后他第三次进屋拿出了一把烧得通红的夹子……他先是引燃了火药线，火药燎焦了钱包也用浓烟好好熏了一把空气。但是他还不满意，接着又用夹子夹起了钱包，夹了很久直到夹子烧穿了钱包为止，这之后他才把钱倒进了水桶拎进了屋里。然而这样的谨慎小心却对一部分被困伦敦城中的人来说是无比奢侈的事情。 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之后，伦敦城里有大量为王室和贵族服务的手工业者和仆佣，在雇主纷纷逃走之后，这些生活无着的人只能依靠教区的救济以及靠承担常人避之不及的危险工作维生。照顾病人的看护妇、收尸人还有封禁房屋的看守大多都是由这些失业贫民充当的。不计后果卖命的贫民并不会得到瘟疫的怜悯，只是一个贫民病死之后马上可以找到人取代他的位置。 “斯泰普尼教区一年之内一共雇用过一百一十六名教堂司事，掘墓人还有他们的帮手，也就是那些搬运尸体的收尸人、摇铃人和赶收尸车的车夫。 ”而“我”所见的人间惨剧也慢慢地动摇了“我”的信心， “我”的虔诚也无法阻止“我”质疑自己决定留下是不是过于鲁莽：“我不得不说我的决心开始动摇了。我的心扛不住了，当我出门看到了我前面说起过的这些恐怖的事物之后我开始为自己的莽撞懊悔不已。我真的后悔自己冒险留在城里的莽撞，我常常希望我没有坚持要留在城里而是和我哥哥还有他家人一道离开。 ”“我”不敢赌自己是不是真的受到上帝的垂青，决定囤积食物锁闭门窗在家里熬到疫情平息。瘟疫中的游荡者终究还是消失了， “我”退回成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在疫情终于平息之后来不及反思来不及说教只能庆幸己身尚存的普通人，就像“我”在全书结尾用不甚工整的诗句所说的：可怖大疫降伦城，就在六五年，疫病卷走十万人可我活下来了！同样是在结尾， “我”有了一个稍微确定的身份，署上了“H.F.”这个姓名首字母缩写。有研究者认为这个缩写表明了“我”的原型正是亲身经历过大瘟疫的笛福的叔叔亨利·福（HenryFoe），但在这里更重要的是， “H.F.”这个名字让一直隐在叙事中的声音落在了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和“我活下来了”一起告诉读者，这一切只是一个碰巧活下来的人的记录。当然，在这个碰巧活下来的人背后藏着笛福这个讲故事的人。将自己写作的小说假托为书中人的回忆、谎称自己只扮演了编辑整理的角色，是早期小说家的惯技，笛福最出名的《鲁滨孙漂流记》即是一例。然而《瘟疫年纪事》却在此之上更进了一步， H.F.在自己的叙述中其实也在扮演编辑整理的角色。这个瘟疫中的游荡者漫步的不仅仅是大瘟疫中的伦敦城，还在各种历史文献、各种传言之间游荡，把自己所见所闻道听途说的一切消息都拼贴在了一起，不止一次地告诉读者希望自己记录的一切可供后来者借鉴。英国评论家约翰·克里说《瘟疫年纪事》这样的结构“持续地将读者置于幸存者的位置” ，让读者分享叙事者确知自己不会罹难的安心。或许小说的开头是这样，但是当这位游荡者一步步深入瘟疫之中时，这样的安定也在迅速消退，毕竟一次次面对死亡，再强的信心都会动摇，所以小说结尾只能出现一个担惊受怕庆幸自己得以生还的H.F. 。而这个在社会性灾难面前瑟缩、孱弱、矛盾的人，正是《瘟疫年纪事》留给我们最好的提醒：每一场瘟疫和灾变都是许多个体悲剧的重叠，没人知道最后谁能幸存。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