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带来了古代中国的复兴( 二 ) 入世|出世|刘墉|社会|著名作家

古代中国复兴的两大推动力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就是东汉末年到隋唐之间，中国经历了政治上的大崩溃，文化上的大衰退。帝国精神的重新复苏，有赖于两个东西的刺激，一是草原上游牧精神的输入，一是从西域方面传过来的其他文化的刺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佛教。草原上游牧精神向中原的输入，隋唐大帝国是极好的案例。这两个朝代无论从统治者的血统上来说，还是从帝国的精神气质上来说，都是鲜卑游牧者与汉人的混合王朝。纯从血统上来说，唐太宗李世民甚至只有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倒有四分之三的鲜卑血统。你听上去感觉充满武侠气的一些姓氏，比如独孤、令狐、宇文、慕容等等，也都是鲜卑姓氏。没有游牧精神的注入，隋唐帝国雄视天下、气吞万里的气魄是难以展开的。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就说，唐代之所以兴盛，就是因为它能够“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再说佛教，它不仅对于中国，对于整个东亚世界的改造都是全方位的。而我在上一讲加餐里提到了，正是因为河西走廊的绿洲特性，各种文化在当地都有传播，但是没有谁有绝对优势地位。因此佛教才有机会在这里与儒教形成一定的融合之后，再传入中原，否则它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入中原。西魏的洞窟中能够看到亚历山大式的骑兵壁画，这跟佛教的由来差不多，中亚的文化以各种方式传入西域和河西走廊。敦煌因此就像一个密码箱，古代中国的文化之所以在大混乱之后能够复苏，要解读这段历史的密码，就部分地就藏在敦煌的这些洞窟当中。
佛教与游牧精神的深远关联有趣的是，佛教向中原的传入，与游牧者的统治之间，还有着一种深远的关联。游牧者依赖佛教为自己的统治提供重要的精神基础。佛教和游牧精神这两大刺激中华帝国复苏的要素，就这么勾连起来了。佛教第一次大规模传入中国，就是在南北朝时期，此前虽然也有传入，但是规模小得多。佛教之所以在这个时期大规模传入，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因，就是无论南朝还是北朝的皇帝们，都想给自己在儒教之外寻找正当性。
再说北边，五胡十六国以及北朝的皇帝们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是胡人，统治汉人的时候容易面对各种不服，因为儒教很讲究华夷之辨的。虽然儒教说的华夷之辨不是指血统，而是指文化，但是血统还是很容易被人拿出来说事，胡人皇帝们很忌讳这一点。所以，他们就很有兴趣来推广佛教。比如四世纪初期的后赵，这是五胡当中的羯族人建立的。有汉人大臣对皇帝石虎说，不应该允许百姓拜佛，否则败坏礼仪法度，皇帝就说，我本来就是出身边疆的胡人，有我们自己的祭祀礼仪，佛也是个胡人的神明，不管是胡人还是汉人的老百姓，愿意信就信吧，国家不要阻止。很多胡人皇帝都是这种心理，汉传佛教就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环境下传入中原。在汉传佛教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仅仅是皇帝，胡人在各个层面都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比如，汉传佛教的奠基人鸠摩罗什，是来自西域龟兹，也就是今天新疆库车的胡人，被前秦大将吕光从西域带到凉州，也就是今天甘肃武威，停留了17年，并在这里形成了思想上的重大进展。吕光建立的后凉被后秦的皇帝姚兴所灭，姚兴又把鸠摩罗什带到长安，鸠摩罗什在长安完成他最重要的译经事业。前秦的建立者苻氏家族以及后凉的建立者吕光，都是五胡中的氐人，后秦的建立者姚氏是五胡中的羌人。后来鲜卑人建立了北魏，被北魏灭掉的北凉的建立者则是匈奴人，而北凉开启了莫高窟，北魏时代则开始了大规模经营莫高窟。无论北朝还是南朝，早期重要的佛教传播者和佛经翻译者，大部分都是胡人。包括熟读金庸的人都会知道的达摩祖师，就是个彻彻底底的胡人。陷入低谷当中的中国文化，就是这样在胡汉交融的过程当中，获得复苏乃至再一次爆发的。
来源：敦煌圣迹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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