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话日报|呈现北京文化的历史横断面——夏晓虹谈《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间》( 二 ) 联盟|文岗|中交|责任|非洲|中非

光明悦读：书中有一章介绍了“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春阿氏案”，该案之所以没有被遗忘，是因为先后有报纸、小说、戏剧等多种形式对其进行记录与演绎，您曾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一书中提到，“晚清社会变动的剧烈，新闻报导的快捷，使作家易有强烈的现实感，比之以往各时代，作品更贴近生活。而重大事件由于已有报刊的渲染、铺垫，引人注目，因此也常常成为文学创作的热点”，与报刊的互动，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什么影响？
夏晓虹：阅读近代文学、也就是清末民初的作品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即对时事的快速回应。尤其是在与古代文学比较时，这一点显得格外突出。毫无疑问，近代文学时事性大为增强的特点与近代报刊的兴起密不可分。由于新闻的讲求时效，采访人员的探求隐情，报刊的持续关注与追踪所造就的时事热点往往会带动舆论，使之成为公众广泛关心和参与的社会事件。前面提到的惠兴以身殉学就是一例。当然，“春阿氏案”更为典型。这本来是一个普通旗人家庭里发生的凶杀案。在没有报刊的年代，“谋杀亲夫”虽然可以成为一时街谈巷议的话柄，却也会很快被遗忘。而在晚清的北京，由于《京话日报》的介入与引导，激发了社会大众对于被指认为凶手的弱女子春阿氏的同情，进而抨击司法机构的滥施非刑、贪赃枉法，表达了对司法公正的强烈诉求。这样就使得一桩平常的案件，因为与清廷1906年开始的预备立宪挂上钩，而成为舆论的焦点。小说、曲艺、戏曲等作品随后对此案的轮番演绎，固然有“蹭热点”的商业方面的考虑；但作家在延续社会批判与改革吁求的同时，又加入了爱情悲剧的线索，让春阿氏一案能够超脱一时的政治氛围而传之久远，这的确有赖于文学的想象力与感染力。
古都的前世今生，包容的城市品格
光明悦读：您在书中提到，晚清北京发生着从“士大夫的京师”向“国民的北京”的转换，这种转换是否是北京与上海、天津等口岸城市的关键不同之处？您也曾对“晚清上海”做过一系列研究，这两座城市在近代文明的展开上有哪些异同？
夏晓虹：所谓“士大夫的北京”，指的是北京作为清朝统治的中心，汇聚了最多的高级官员与著名的文人学者。明清以来，他们始终是北京社会的主导者。不过，进入晚清，西方政治学中的“国家”概念传入中国，不但廓清了与“朝廷”的区别，也使得原先的王朝子民逐步转变为“国民”，开始积极关心与参与国事。在这个城市主体与文化品格转化的过程中，北京显示出与上海所代表的口岸城市不同的特色。就现代化的进程而言，上海最早开埠，最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加上租界的存在与示范，以及上海原初不过是中国各地随处可见的普通县城，城市的变革相对比较容易展开，上海也因此成为新学新政的集散地。而北京本来就有深厚的文化积累，政治上又是清帝都，转型迟缓得多。不过，一旦新思潮从上海抵达北京，恰如我在书中引用彭翼仲的一段话所说：“北方风气开的慢，一开可就大明白，绝没有躲躲藏藏的举动。较比南方的民情，直爽的多。”
其实更重要的是，晚清北京的城市转型因为传统的负担重，不同于上海的新胜旧衰，而呈现为新旧并存与折中的局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忠君”与“爱国”并不矛盾，代表民意的《京话日报》也会以“日进两宫御览”相标榜。在这样一种新旧并包的场域中，新学的入场虽滞后，却也不致招来巨大的阻力。以民办女学堂为例，办学的主力是官绅及其女眷，也包括了旗人，即使在清廷的女学章程颁布前，晚清北京女子教育的展开也没有遇到官方的干扰。这和南方绅商创办的女学堂生存状态明显不同。
光明悦读：海外学者曾十分关注上海，“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已经出版了11部，以文化史的思路研究北京、开封、西安、香港等城市，参与的学者很多，能否请您介绍一下相关研究的起源与成果？
夏晓虹：《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间》属于北大出版社的“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这套书的第一本，实为2005年放在“学术史丛书”里出版的《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那是2003年秋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东亚系合作主办的同名国际会议的论文集。正是考虑到你所说的上海研究已经相当成熟，陈平原与王德威才有意识地把北京的前世今生定为会议的论域。陈平原在此书序言《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中已经提到，与上海相比，“作为八百年古都，北京的现代化进程更为艰难，从抵抗、挣扎到追随、突破，其步履蹒跚，更具代表性，也更有研究价值”。这也是这套丛书更多关注北京的原因。以此次会议为开端，陈、王二人又以相同的模式与命题，邀请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学者，在西安、香港和开封先后开过三次学术会议，也都出版了论文集。从城市的选择可以看出，主持者显然更看重文化古城的旧邦新命。此外，这套丛书已出各书除两本分别涉及上海与湖南长沙外，其他都是围绕北京展开论述。进入的角度可以是戏剧、报刊、教育、文人群体或文学，但都是对城市某一历史文化空间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