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呈现北京文化的历史横断面( 二 )

夏晓虹：虽然我在上面强调了戏曲在晚清北京的特殊地位，但应承认，就覆盖面与持久性而言，报刊还是更有效的启蒙利器。北京的报业到1900年后才逐渐兴盛，一个重要标志是民间报刊的兴起。除了从传统邸报延续而来的《京报》专门登载朝廷文告与动态，民办报刊形成了体现民意的舆论空间。彭翼仲正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报人。他的惊人之举是一人办了三种报刊：1902年6月创办的《启蒙画报》是北方最早出现的画刊，目的在开童智；1904年8月发刊的《京话日报》用白话书写，宗旨是开民智，即彭翼仲所说的“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当年12月又专门为了开官智，推出了文言体的《中华报》。《京话日报》的受众显然最广泛，报纸的影响力也最大。这种影响力不完全是因为该报采用了白话，因为在它之前出现的《京话报》就很短命。实际情况恰如本书《〈京话日报〉（1904-1906）的旗人色彩》一文所分析，本来艰难困顿、几乎停刊的报纸，由于彭翼仲以强硬的态度回应英国驻华公使对《京话日报》刊登南非英当局虐待华工的消息以及连载小说《猪仔记》的干涉获胜，让经历了八国联军入京之辱的京城百姓感到大为解气，伸张了民意，振作了民气，由此报纸声价大涨，发行量激增。再加上当时北京各处散布的阅报社与讲报处里热心人士的宣讲，吸引了大量无力买报或不识字的民众，也迅速扩大了这份白话报纸的传播范围。因而，《京话日报》所推动的各项改良与开智事业，才可能赢得京师各界的大力支持。
光明悦读：书中有一章介绍了“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春阿氏案”，该案之所以没有被遗忘，是因为先后有报纸、小说、戏剧等多种形式对其进行记录与演绎，您曾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一书中提到，“晚清社会变动的剧烈，新闻报导的快捷，使作家易有强烈的现实感，比之以往各时代，作品更贴近生活。而重大事件由于已有报刊的渲染、铺垫，引人注目，因此也常常成为文学创作的热点”，与报刊的互动，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什么影响？
夏晓虹：阅读近代文学、也就是清末民初的作品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即对时事的快速回应。尤其是在与古代文学比较时，这一点显得格外突出。毫无疑问，近代文学时事性大为增强的特点与近代报刊的兴起密不可分。由于新闻的讲求时效，采访人员的探求隐情，报刊的持续关注与追踪所造就的时事热点往往会带动舆论，使之成为公众广泛关心和参与的社会事件。前面提到的惠兴以身殉学就是一例。当然，“春阿氏案”更为典型。这本来是一个普通旗人家庭里发生的凶杀案。在没有报刊的年代，“谋杀亲夫”虽然可以成为一时街谈巷议的话柄，却也会很快被遗忘。而在晚清的北京，由于《京话日报》的介入与引导，激发了社会大众对于被指认为凶手的弱女子春阿氏的同情，进而抨击司法机构的滥施非刑、贪赃枉法，表达了对司法公正的强烈诉求。这样就使得一桩平常的案件，因为与清廷1906年开始的预备立宪挂上钩，而成为舆论的焦点。小说、曲艺、戏曲等作品随后对此案的轮番演绎，固然有“蹭热点”的商业方面的考虑；但作家在延续社会批判与改革吁求的同时，又加入了爱情悲剧的线索，让春阿氏一案能够超脱一时的政治氛围而传之久远，这的确有赖于文学的想象力与感染力。
古都的前世今生，包容的城市品格
光明悦读：您在书中提到，晚清北京发生着从“士大夫的京师”向“国民的北京”的转换，这种转换是否是北京与上海、天津等口岸城市的关键不同之处？您也曾对“晚清上海”做过一系列研究，这两座城市在近代文明的展开上有哪些异同？
夏晓虹：所谓“士大夫的北京”，指的是北京作为清朝统治的中心，汇聚了最多的高级官员与著名的文人学者。明清以来，他们始终是北京社会的主导者。不过，进入晚清，西方政治学中的“国家”概念传入中国，不但廓清了与“朝廷”的区别，也使得原先的王朝子民逐步转变为“国民”，开始积极关心与参与国事。在这个城市主体与文化品格转化的过程中，北京显示出与上海所代表的口岸城市不同的特色。就现代化的进程而言，上海最早开埠，最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加上租界的存在与示范，以及上海原初不过是中国各地随处可见的普通县城，城市的变革相对比较容易展开，上海也因此成为新学新政的集散地。而北京本来就有深厚的文化积累，政治上又是清帝都，转型迟缓得多。不过，一旦新思潮从上海抵达北京，恰如我在书中引用彭翼仲的一段话所说：“北方风气开的慢，一开可就大明白，绝没有躲躲藏藏的举动。较比南方的民情，直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