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洛|今古之间：明代洛阳士人对文化传统的接续与建构( 三 )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伊洛渊源与地方文化建构
明代洛阳士人十分重视对于地方先贤先儒的崇祀以及书院、祠墓修建等，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地方文化建构。天启三年，吕维祺建七贤书院，“祀伊洛七贤，为宋程明道、伊川、司马温公、邵尧夫、明曹月川端、尤西川时熙、孟云浦化鲤”，所谓七贤都是对洛阳乃至整个理学发展影响深远的当地名儒，且完整体现了洛阳理学发展的脉络。“今伊洛为二程先生道地，而秦晋如横渠、文清诸先生以至月川、泾野，而吾新孟云浦先生得其宗，此孰非尧舜以来相传之道、之中、之心，亦孰非孔子之道、之中、之心？”（《明德先生年谱》卷1）吕维祺还辑录刊印七贤语录并专函请名儒杨东明作序或祠记，“近为芝泉书院，……皆伊洛间人也。汇其语录为一书刊之，尚未脱稿，希为一序，或为七先生祠记”（《明德先生文集》卷14）。
同时，吕维祺揭陈理学二先生谥议，提出河洛理学传统悠久，真儒辈出，曹端、尤时熙、孟化鲤羽翼道统，有功圣学，应该按例从祀：“我中州真儒辈出，后先辉映，亦难殚述。……此三先生者，上衍洙泗之流，中传伊洛之钵，古道清时，正学垂后，若出一辙。海内君子谓宜从祀庙庭，公论在人心久矣。”强调尤、孟二人皆“卓然为伊洛嫡传，月川后劲。论其学宜在从祀之列，稽其品宁勒尊名之典”（《明德先生文集》卷6）。此次为尤时熙和孟化鲤请谥，主要由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推动，并动用王铎等在京洛阳籍官员等各种师友关系以期襄成盛举。
崇祯年间，在吕维祺、王铎等河洛士人之间又酝酿为伊洛名贤请谥。在《请谥伊洛名贤公议》中，吕维祺大力褒奖他们的功绩：“矧河洛为天地之中，而人文钟嵩河之粹。自程、邵而后如曹月川、刘文靖诸君子，理学节义事功，代不乏人。……足以彰往昭来，而河洛人文不至湮没，三代之直道愈彰于今日”。这次请谥的伊洛名贤包括孟化鲤、尤时熙、孙应奎、王以悟等十人。祭祀本身就凸显着地方认同情感和不同区域的竞争，正如晚清湘人不断强化对王船山的崇祀仪轨，即是以“时贤”之思迭现“古乡贤”之魂的尝试。在明清理学地位日隆的语境中，对于地方贤儒的褒奖和崇祀往往寄托着抬升地方名望和构建区域儒学传承系统的深意。洛阳士人的上述活动同样是作为区域社会建构自身文化和象征系统的一种话语，是他们有意识发掘传统、崇祀先贤，建构地方文化的重要内容。
这一时期，对地方儒学传统的追溯与对理学名儒和地方先贤的称颂，在洛阳方志和各种文集中比比皆是。与期望通过崇祀本地先儒，努力建构伊洛学统相应，先贤先儒祠庙、书院、旧居等遗迹的恢复修建等活动也空前活跃。洛阳一带有周公庙、宓妃庙、薄太后庙、强项令董宣祠、范仲淹祠墓、“两程故里”、邵康节祠、伊洛渊源祠等众多本地先贤祠庙及遗迹。从地方志和碑刻资料记载来看，从明中期开始，这些祠庙受到当地士人和官员的格外眷顾，迎来兴建或者重修的高峰。如弘治中，河南府知府陈宣“留心学校，加意民瘼，创建伊洛渊源祠及观德亭。”嘉靖六年河南府重修文庙，由乡宦孙应奎作序。隆庆四年，“邑绅刘贽、刘绅购置伊藩废宫崇善楼建奎星阁”。“历述古先贤哲启迪后人者，不必他有慕也”。对于地方士人而言，这些活动并非仅仅出于对某位先贤的尊崇，还是重塑、接续本地文化传统，凸显区域文化优势的重要举措。
明代洛阳士人对传统的传承与对伊洛理学的刻意弘扬以及对本区域象征系统的着意建构，无不体现出对区域文化传统的珍视和钟爱，也蕴涵着增强区域文化优势的意图，是他们建构地方文化努力的重要表现。毫无疑问，以上种种举动并不是偶然的，而与洛阳地区的文化发展和区域历史变迁密切相关，既展现了地方社会的延续性，又揭示了传统的变迁。对于他们而言，传统既是一种乡邦情感，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影响，更是一种可资利用以建构地方文化并应对新的社会问题的资源，与此同时，这些接续与建构本身也将成为传统。古与今、传统与现实，在某种时空下的互动与转化悄然又自然。
《光明日报》（ 2022年02月14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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