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向历史提问的方式丨新京报人文阅读思想图谱

最初的构想里，“人文阅读思想图谱”只是一次出版建议收集尝试——业界需要了解学界发现了哪些闪光的作品，学界也希望出版界能够关注到他们发现的璞玉。于是在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书评周刊集全编辑部之力，向与我们有联系的人文学者、创作者问出了如下三个问题：
您在2021年持续思考的问题；
您在2021年关注到哪部未引起足够关注或未引进出版的作品；
您期待看到怎样的中国原创作品。
最后我们获得的远远超越了“建议”的层次。随着新年的来临，编辑部共收回了74份回答，总字数逾5万字。情感与思辨密度兼具的文字织就一份呈现关联传统与现代、未来与当下的阅读思想图谱，他们以自身生活或研究为维度的阅读与追问，记录下了虽然蜿蜒动荡，但对真挚的爱、对重塑人与人的连接依然充满渴望的2021。
本篇内容为仇鹿鸣、吕文浩、冯立君三位学者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回答。
持续思考的问题

文章插图
吕文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照片摄于2021年12月5日徽州府衙前，摄影/许多）
吕文浩：历史学者总是从现在回望过去的，现实社会提出的问题往往启发我们向历史提问的方式。这几年最为社会热议的问题之一是如何提高青年男女的生育意愿，使业已陷入重度老龄化的我国社会能够在未来若干年保持发展的活力。作为一个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的人，我也从自己专业研究的角度对此有所思考。
在过去很长时间内，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是中国近代以来诸多仁人志士着力思考的问题，但我注意到社会学家吴泽霖先生在194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讨论中国人口问题时所具备的国际视野，其前瞻性令人惊讶。尽管那时他考虑的还是当时中国如何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数量的问题，但他对发达国家人口发展规律是了然于胸的。他注意到，在工业化的国家里，人民生活享受日益提高，女子教育日益普遍，生育节制是极易推广的，“在这种社会经济制度下，个人享乐变成工作努力的目标。子女绕膝的大家庭变为一种累赘，既妨碍他们的经济享受，又束缚他们的自由活动”。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他认为生产方式的改变、生活程度的提高、教育设施的完善乃是缩小家庭、减少生育的直接原因，“用不着政府来努力提倡的”。我们现在不就是走在吴泽霖先生70多年前预见的路上吗？
我这几年研究比较多的社会学家吴景超先生也有这个特点，他对发达国家的近代发展史以及最新情况、最新举措非常熟悉，总是在世界格局中讨论中国问题的出路。这一点我们现在还很少有人做到。这启发我想到，我们在制定国家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时，要特别重视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的追踪研究，因为他们昨天遇到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他们今天遇到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明天遇到的问题，提前预判形势并汲取发达国家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必将有助于我国政府部门的科学决策。

文章插图
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仇鹿鸣：我最近两年主要精力都在古籍整理上，完成了《大唐创业起居注笺证》和《五代十国墓志汇编》（与夏婧合作），今年应该可以出版。思考的问题主要从文献出发，大约可以归为两端，一是，如何更好地整理古籍，在我看来不但包括释读、标点、校勘，而且通过笺注，发覆史实，使研究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史料背后的政治、制度乃至人事关系，才是古籍整理更高的目标，顺带也可以提出，目前学术的评价体系，对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是非常不公平的。其次，更多地会思考，如何借助更精密的分析，剥离史料的来源层次，确定不同记载的来源与信度，如果落实到我研究的唐代，其实就是要揭示已佚实录、正史与碑志之间的史源层次与相互的交错关系。

文章插图
冯立君，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冯立君：2021年持续思考的，仍然是我前面若干年里一直坚持专攻的方向的具体问题。例如，唐朝与东亚的关系，以及地处太平洋西部的东亚与内陆欧亚地区因为唐朝的作用而联通起来的问题。其次，也在思考很多自己的研究领域以外的问题——虽然没有动笔，比如东亚地区的史学史问题，汉字文化圈的汉籍文献问题，这些是后面的研究要持续发力的地方。
值得关注的图书